李世琦：十年逝水憶陳涌

學人簡介：李世琦，1958年6月生，河北永年人。1982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人文學者、文藝評論家。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從事出版工作三十年，業余從事寫作和研究。曾任花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青聯委員、河北省青聯常委、河北省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現任河北人民出版社調研員。著有《批評的風骨》《傾聽靈魂》《中國古代十大公子》《巴斯德》《平津戰役實錄》《顏氏家訓校注》。作者授權發布。

年輕時經常讀到“光陰似箭”這個成語，囫圇吞棗，沒有感受。現在想起陳涌先生逝世已經十年，才有了真切的感受。想起與他的往還，雖然時間不長，次數不多，卻記憶深刻，受益甚深。

陳涌出生于1919年，年長于我39歲。他在京工作，我就職于石家莊，原本是無緣交往的，卻因我的一篇文章帶來了機緣。

陳涌（1919—2015），本名楊思仲，廣東南海人。文藝理論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44年到延安《解放日報》副刊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人民文學》雜志社、《文藝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工作。著有《魯迅論》《陳涌文論選》等。

一

2000年夏，我因工作調整，到了一個有暇讀書寫作的崗位，開始寫書評、書話類的文章。2003年3月，我評論曾鎮南老師《平照集》的文章《云煙滿紙氣韻生》刊發于《文藝報》。不久之后，曾老師來電話，說陳涌給他打電話，問李世琦是誰，這個名字沒見過，文章寫的好。接到這個電話，對我是個極大的激勵，實屬喜出望外，沒想到這篇短文會引起這位文壇泰斗的關注。這是我與老人的首次結緣。

2006年7月，我的第一本評論、隨筆集《傾聽靈魂》在大象出版社出版，我按照曾鎮南老師提供的地址，給陳涌寄了一本。2007年元月4日，我收到老人寄來的賀年卡，附有一信，其中寫道：“你的文章，我還只看了一點，也覺得很有你的特點，很容易吸引人的。我因為視力不好，手頭還有未了的工作，準備慢慢地看下去。鎮南和我是老朋友，你如有機會來京，可以一齊約好會面，我想我們是會談得來的。”老人當時已年近九旬，主動約我見面，既讓我受寵若驚，又有點惶恐不安。

作者: 李世琦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出版年: 2006-7

2007年春節過后，我到北京出差，和曾老師約好，到萬壽路甲15號中直宿舍院一同拜訪久仰的陳先生。他氣質儒雅，中等身材，面容清癯，穿一身中山裝。住在一套四居室內。客廳的陳設很普通，書柜有些破舊，是20世紀60、70年代最普通的那種。由于書太多，書柜的橫板已被壓彎。沙發也很舊，坐上去有些塌陷。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他的家，那就是“樸素”。我們就文藝、出版，尤其是魯迅研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主要是聽老人說話。他有很重的廣東口音，有些話我聽不懂，需要聽曾老師轉述。他對當時文藝界的現狀表現出明顯的憂慮，說不愿參加流行的活動，如魯迅博物館請他參加會議就被他婉拒了，他對魯迅研究中部分人的所謂“創新”是持保留態度的。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一次見面。

轉眼到了2010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個來自《文藝報》的大信封，打開一看，原來是老人寄來的《陳涌文論選》，2009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的扉頁上寫道：“世琦同志：這都是幾十年前的舊作，如有可能，請隨意翻翻，請指正。陳涌2010年6月。”該書是國家重大出版項目“中國文庫”第四輯之一，在當代文論系列，除陳涌外，還有周揚、張光年、唐弢、王瑤、錢谷融、王元化，全國共七家，可見陳涌的學術成就和巨大影響。我沒有想到他還記得我這個晚輩，專門寄書給我，用語那么謙遜。我隨即寄去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新出的隨筆、評論集《批評的風骨》請老人指點。7月19日，我收到老人的來信。信中寫道：“你的這本近作叫作《批評的風骨》，真是太好了。現在我們國內文化藝術的批評的致命的弱點，正在于沒有風骨。而風骨，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藝術批評一貫受到重視的問題。作為一個讀者，謹祝你繼續堅持‘批評的風骨’。”耄耋之年的老人雖然極少參加文藝界的活動，但仍然流露出對文藝批評現狀的憂慮和關切。

二

2011年4月，我與鄧子平先生合作，點校整理、出版了河朔詩派領袖申涵光的《聰山詩文集》及《永年申氏遺書》，9月中旬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辦了“《聰山詩文集》暨河朔文化寶典新聞發布和出版研討會”。會議期間的一天下午，我與曾老師約好，第二次去拜訪老人并送書。那天老人的情緒非常好，由于談話投機，引發老人的酒興，他興奮地打開了一瓶茅臺酒，開了一聽沙丁魚罐頭，一袋椒鹽花生米，飲酒漫談。酒助談興，正是那種微醺的狀態，老人兩頰微紅，談笑風生，喝了一兩多酒，我喝了二兩多，極為盡興。曾老師不勝酒力，只參與談文論藝，也很開心，他說很久沒見老人家這樣高興了。談到傍晚，我們告辭，盡歡而歸。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二次見面。

三

2013年10月，我撰寫的《申涵光與河朔詩派》在三聯書店出版，11月在母校北京師范大學舉辦了出版研討會。我想把書當面送給陳涌。

每年元旦過后，是出版界一年一度的北京圖書訂貨會。我借到北京出差之機，先與曾老師聯系，一同去拜望陳涌，告知我2014年1月8日到京。曾老師說，老人已95歲，已經幾年沒有下樓，他聯系一下試試。時間不長，曾老師回話，說老人近期身體不錯，歡迎我們去見面，8日下午3點到他家。8日上午11點，我即將抵達北京西站，接到曾老師電話，說老人需要中午多休息一會兒，時間推遲到下午4點。

下午3點20分，我與曾老師在萬壽路地鐵站會齊，步行到萬壽路甲15號。當我們到陳先生那個單元門口時，因為沒卡無法進入。曾老師就放開嗓子大聲喊“陳涌同志！陳涌同志！”后來，陳涌的女兒下來給我們開了門。這個細節，給我的印象極深。曾老師是老人的學生，也是老部下，不叫老師，不叫先生，不叫官銜，直呼同志，這是延安傳統的自然延續，和來自國統區的文人又一個巨大的區別，他們的學生、晚輩是言必稱先生、老師的，因而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文革結束之前，“同志”曾是不分階層的稱呼，現在已經很少用，兩相對比，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上到四樓后，老人已站在門外迎接，腰板筆直，笑容滿面，看得出來狀態很好。老人引我們到他的書房，讓我們坐在沙發上，自己坐在靠背椅上，說他習慣坐得高一點。他還拿出瓜子、椰子汁、杏仁露招待我們。落座后，我拿出《申涵光與河朔詩派》一書，分贈老人和曾老師。我在贈老人的那本扉頁上寫上“陳涌老師賜教”，并鈐了“世琦敬贈”的印章，老人非常高興，說我整理河北鄉邦文獻的工作很有意義，現在又寫出了專著，可喜可賀。這時，原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吳子敏也來看望老人，老人向吳子敏介紹了我，肯定了我的寫作和研究工作。我們都為老人的身體健康感到高興，老人隨即說到自己的養生體會，他說：“我這個人的好處是事情看得開，什么東西都吃得下。只是現在每天只能睡4個小時左右。”雖然老人的狀態很好，但與上次相比聽力下降明顯，歲月的流逝畢竟留下了痕跡。

作者: 李世琦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3-10

隨著吳子敏老師的到來，話題轉到了回憶文藝界舊事上。吳子敏退休前任文學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著有《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書。作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見證人，陳先生對過去的事情如數家珍，表現出很好的記憶力，思維極為活躍。他重點談了周揚。他說：“解放后，周揚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現在很多談周揚的文章都沒有說清楚，我打算寫一篇談周揚的文章。”他談到自己被打右派的細節，就是周揚點名的。當時，分配給文學研究所的右派名額還不夠，周揚打電話給所長何其芳，說應該加上楊思仲（陳涌），何其芳不愿意，說了一句：“楊思仲怎么能是右派呢？”周揚立刻說：“楊思仲不是右派，你何其芳就是右派！”何其芳只能認頭。說到這場磨難，他面帶微笑，云淡風輕，果然是“事情看得開”，這就是人生境界吧！他接著說到周揚與胡風交往的一個細節，在19世紀50年代初文藝界一次小型聚會上，那時胡風還沒有被批判。會議室內放著小點心，人們隨意吃一點。胡風正在拿點心時，周揚說：“胡風的某某觀點是反動的。胡風的手隨即哆嗦了一下。”說明周揚擊中了胡風的要害，也可見周揚那時的影響力。老人還問到了現在文學所的現狀，研究人員的收入等情況，可見他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他對曾經工作過的文學所懷著深厚的感情。

時間不覺到了5點，我因晚餐與友人有約而準備告辭。曾老師拿出相機來說：“照個合影吧”，請陳先生女兒幫我們照了合影。這樣，95歲的老人，80歲的吳老師，68的曾老師，56歲的我，這是真正的四代同堂了。合影之后，老人說：“你們都不要走，我已經從飯店訂了菜，一會兒就送來。”我們這時才明白，老人把時間推遲到下午4點，就是為了留大家吃飯，可謂用心良苦。我因為與友人有約只得告辭。老人說：“你不能吃飯，那就把這瓶茅臺帶走，是我的老朋友送給我的。”卻之不恭，我只好帶上這瓶意義非凡的茅臺酒，我說：“我下次出了書再來看您！”老人微笑說：“但愿還有下次。”我說：“我期待慶祝您的百歲大壽，還要慶祝您的茶壽！”老人送我到門外，并一直舉著雙手，目送我走下樓梯。

我走后，因為吳曾二位老師不會喝酒，氣氛清淡，老人很為遺憾。這是我錯過的最后悔的一場酒局。老人在2014年6月1日給我的信中寫道：“你這次來，因為和別人有約，不能久留，我總覺得是一遺憾。”因為老人第二年遽歸道山，這也成了我終身的遺憾。

這是我與老人的第三次見面。

這次見面之后，我寫成《年末歲初訪陳涌》一文，刊發于石家莊的《燕趙晚報》副刊，隨后寄了一份樣報給老人。他在6月1日給我的信中寫道：“我記得，當時周揚說到胡風，原話是他的文藝思想‘起了反動作用’，并未牽涉到胡風的動機、用意的問題，這比起此前國民黨地區不少進步思想者認定胡風是反對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路線的論斷來，已經審慎得多，你可能覺得‘反動作用’口氣很重，改為‘胡風的思想是錯誤的’，在我看來，反而太淺，不像是周揚說的。你的這篇訪談錄如果收入你的集子，還是以恢復原貌為好。”收到這封信，我出了一身汗。前輩學者在學術問題上的嚴謹給我上了一課，我隨即對文章進行了訂正。在《陳涌紀念文集》中，第47頁專門有一個注，就是說的這件事。注文中的“你”，就是我。

據了解內情的人回憶，周揚是陳涌的恩師。在延安，他提攜陳涌，把他引入上文藝評論的道路，使陳涌成為解放區最年輕的文藝理論家，解放后是文學研究所最年輕的研究員。后來陳涌受到馮雪峰的影響，參與編輯文藝理論的同仁刊物，這是周揚點名把陳涌劃為右派的內情。

這次見面后，陳涌寫成長文《漫談周揚》，客觀、公允，為周揚說了許多好話，是研究周揚的重要文獻，已收入《陳涌紀念文集。》

四

古人有“一語成讖”的話，分別時的一句“但愿還有下次。”不料真的成了永別。當時95歲的老人，心理上應該是有準備的。年至96歲，壽終正寢，堪稱功德圓滿。

根據《陳涌紀念文集》中的《陳涌年譜》，老人1919年出生于廣東南海，原名楊熹仲，后改楊思仲。陳為其母姓，為懷念母親取筆名陳涌。這一點很像魯迅，老人一生研究魯迅，可能是受魯迅的影響吧。

根據年譜記載，陳涌的筆名第一次使用于抗戰勝利之后1945年8月22日，載于《解放日報》的《回想和幻想》。此前他一直使用楊思仲的本名。

老人是我認識的師輩中最年長，又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陳先生來自延安，代表了紅色文化人的傳統。他的氣質與來自大學、來自國統區的文人有明顯的差異。比起來自國統區的文人，紅色文人喜歡穿干部裝、中山服。與國統區文人比較，陳先生更質樸、更隨意，但更有力量。他的身材中等偏低，腰板很直，說話時很專注，能讓你感覺的他的熱情和自信，沒有絲毫的客套，這是和其他文人、學者非常明顯的區別。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最優秀的共產黨文化人的典型，既繼承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又融匯了最先進的共產主義的時代精神，讓我終身受益。我與他只匆匆見了三面，通了幾次信，他對我折節相交，期望甚殷，對我研究魯迅、研究河朔詩派、研究黑塞多所鼓勵，讓我感念至今。

回想起來，老人對我的關心和鼓勵，應該是和他晚年的孤獨、內心的憂慮密切相關的。那時社會上有一幫無知青年，企圖靠罵魯迅暴得大名，謀取名利。而魯迅研究界部分人在研究中搞所謂“創新”，學風不正，也很讓老人失望。當時的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兄和我說，他們幾次邀請老人參加活動均為婉拒，他聽說老人主動約我，他頗感意外，又為我高興。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文人之交，貴在知心，難在知音。”我與老人年齡差距這樣大，能在晚年得到他的指點，實在是我的幸運。

五

2015年10月4日，老人逝世于北京醫院。

此后，我每出新書，總會想起應該給老人寄一本，付郵時才想到，他已經遠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挺直的脊梁，文人的風骨，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2017年，我的《涵泳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20年，我的《最后的騎士：黑塞傳》（華文出版社）出版；2022年，我的《百年翰跡》（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遙望京華，天人永隔，惆悵何似……

2025年9月9日

于石門靜遠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