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兩度當軍長，要求將陳再道調離，幾個月后倆人從上下級變成搭檔

1936年7月的川西高原雨霧繚繞，剛結束行軍的王宏坤披著舊呢子大衣，被作戰科參謀拉進一頂濕漉漉的帳篷：“總前委要你回四軍，再當軍長。”一句話，讓他原本想在參謀部多待些日子的念頭瞬間打住。

南下失敗、折返北上，紅四方面軍減員近半。懋功到甘孜一線的山溝里，四軍由巔峰時期的1.4萬人跌到六千余人，槍口數量不足、干部比戰士還多，一支部隊卻頂著三個師部，基層官兵嘀咕“空牌子管空人”。眼前這攤子若不動刀子，沒人能穩得住。

王宏坤不是第一次接手四軍。1932年冬，他就當過軍長，后來被抽去做副總參謀長。如今“重回老崗”，他列出兩條規矩：一，整編必須砍掉虛架子，多余干部一律送紅軍大學補課；二，等隊伍出草地后，他也要脫崗去學習。參謀聽完愣了愣——軍長把自己也往外調，這在紅軍并不常見。

那批富余干部里，最惹眼的是陳再道。陳從十師擴編到四軍時就任師長，槍法準、嗓門大，硬仗打得多，在四軍算“活招牌”。“把老陳送去聽課？”有人私下不解，覺得主力師長離開會削弱戰斗力。王宏坤卻搖頭：“整整旗鼓比盲目拉槍線要緊，老陳功勞大，更該補文化、補理論。”

臨行前夜，營火旁只剩寥寥幾人。王宏坤拍著陳再道肩膀，壓低聲音道：“老陳，你去紅大好好磨一磨，回來咱還一起打仗。”陳再道咧嘴：“王軍長放心，讀書再難，也得啃。”短短一句對話，夾雜濕柴味，幾乎被風雨吹散。

紅軍大學高級班設在懋功附近的寺廟里，環境艱苦得像“旱煙袋里抖灰”，但課程卻緊鑼密鼓。陳再道白天學戰役學、夜里啃《反杜林論》，常抱怨“腦袋像被老榆樹疙瘩卡住”。可一個月后，他能用夾生普通話講解集中使用兵力原則，連教員都驚訝。

與此同時，四軍整編進行得刀光血影。三個師部裁掉兩個，六個團并為四個團，留隊干部人人帶兵。王宏坤索性把師一級番號取消，讓團直接對軍部。有人擔心“層級斷檔”，可事實證明指令傳得更快、后勤更順。不得不說，這支瘦身后的四軍，好像一下子輕了兩百斤包袱。

沒過多久，形勢再度風云突變。1936年10月，政治部下達調整：政委王建安與主任洪學智去紅大進修。缺口一出，王宏坤臨時兼任政委，四軍必須補一位軍長。電臺里傳來命令：“陳再道學成，任四軍軍長。”短短幾個月，昔日師長回營帳，身份躍升。

新的搭檔組合頗耐人尋味——一個主抓政治，一個主抓軍事，且都干過對方的舊崗位。更關鍵的是，兩人都接受了系統化培訓，對整編、動員、群眾工作有了共同語言。指揮所里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王宏坤攤開地圖談方針，陳再道拿小木棍演示穿插，討論激烈卻罕見頂牛。

“四軍要像砍了枝條的老蘋果樹，第二年結更甜的果。”陳再道在一次干部會上比劃著手勢，底下連長們哄堂大笑，氣氛卻并不輕浮，因為大家看見瘦小的部隊在補給困難下依舊士氣高漲。

時間拉到1937年8月，抗戰全面爆發。四方面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后，王宏坤調任385旅旅長兼政委，率部挺進隴東，守衛清水、徽縣一帶。他再次申請去抗大深造，這一次沒有懸念，同年底赴延安學習三個月，隨后東渡黃河，到冀南創建新根據地。流水般的職務變動，無法抹去他對學習的執念。

回看這段插曲，表面是一次簡單的人事調整，骨子里卻折射出紅軍整編的思路：縮骨架、提素質、讓指揮鏈短而硬。從軍長到師長再到普通團級干部，誰都可能被推到課堂，又誰都能在戰場上重拾指揮棒。王宏坤與陳再道，一位兩度居軍長之職，一位一度被“調離”，最終并肩，正是這一思路的生動注腳。

他們之后的道路各自精彩：1945年王宏坤在山東戰場任野戰縱隊副司令，解放戰爭中屢建奇功；陳再道則率二縱東進東北，參加四平保衛戰。雖然崗位分散，但那年甘孜草地的雨、那頂濕帳篷里的決定，早已把兩人從上下級綁成并肩作戰的火伴。

當年緊縮的編制、逼出來的課堂和雨夜里的一聲承諾，成了后來勝利之路的隱秘起點。試想，如果沒有那次決然的調離與整編，四軍也許扛不過草地，更談不上日后在平型關、陳莊、魯西南的連番硬仗。歷史往往在毫不起眼的細枝末節中掉轉車頭，這段故事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