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日籍妻子靠摘野菜養活五子，83歲尋夫說三字

83歲的郭安娜坐在舊書桌前，手抖得厲害。不是因為年邁，而是筆尖落下的收件人，讓她耗盡了半生力氣——郭沫若。四十年了，她為這個男人與日本名門決裂，坐過憲兵監獄，靠挖野菜、啃梨核養大5個孩子；他卻在回國后另娶新歡，兒女繞膝，對她避而不見。

這個被他辜負一生的日本女人，到底藏著怎樣的深情與堅韌？她的一生，從不是依附男人的怨婦，而是在苦難里硬生生活成了自己的光。

1916年的東京，22歲的佐藤富子是圣路加醫院的護士，她一出生就自帶光環。祖父是北海道大學創始人，父親是知名牧師，她是家族精心培養的千金，前路早已鋪就：嫁一位門當戶對的日本貴族，過優雅富足的一生。可骨子里的叛逆，讓她不甘心被命運擺布，從家里逃出來做護士，就是想為自己的人生選一次路。

父親得知后暴怒，指著她的鼻子罵：“跟這個中國人走，我就當沒生過你！”“那就當沒生過。”1916年，佐藤富子辭去工作，背著家人，跟郭沫若私奔到了岡山。她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郭安娜。從這一刻起，日本名門千金佐藤富子消失了，世間只有郭沫若的妻子，郭安娜。

可私奔后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郭沫若每月只有48日元官費，這筆錢要付房租、買書，還要養活兩人，日子過得捉襟見肘。郭安娜從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變成了操持一切的家庭主婦，白天洗衣做飯，晚上做手工活補貼家用，懷大兒子時，挺著八個月的大肚子，還得跪在地上擦地板。

最難的一次，郭沫若高燒想吃梨，家里連一分錢都拿不出來。郭安娜翻箱倒柜，找出自己最后一件像樣的和服，跑到當鋪當了，換了藥和幾個梨。郭沫若坐在桌邊吃著清甜的梨肉，她卻躲在廚房，啃著剩下的梨核，連一口梨汁都舍不得嘗。身邊人勸她：“這樣的日子有什么過頭？”她卻笑著搖頭：“只要他在，日子就有盼頭。”

她以為這份愛能抵過一切，卻沒料到，前路等待她的，是一場更殘酷的離別。

1937年，盧溝橋的炮聲劃破平靜，中日全面開戰。作為左翼作家的郭沫若，毅然選擇回國抗日，只是這一次，他沒帶郭安娜和五個年幼的孩子。他知道，帶著日本妻兒回國，等待他的將是無盡非議，而郭安娜，成了他不得不舍棄的牽絆。

七月的一個深夜，郭沫若悄悄離開，只在桌上留下一封《暫別信》，甚至沒敢叫醒熟睡的妻子和孩子。他以為的“暫別”，成了郭安娜半生的別離。他走后，郭安娜的世界瞬間崩塌，作為“抗日分子的妻子”，她成了日本當局的出氣筒。憲兵沖進家里翻箱倒柜，搜走了郭沫若的所有手稿，而她，直接被抓進了監獄。

審訊室里，皮鞭抽在身上，疼痛鉆心。憲兵逼她說出郭沫若的去向，逼她承認郭沫若是間諜，可郭安娜咬著牙，始終只有一句話：“他只是個讀書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寧肯受皮肉之苦，也不愿出賣自己的丈夫。被釋放后，她失去了所有經濟來源，五個孩子嗷嗷待哺，周圍的鄰居對她指指點點，罵她是“賣國賊的家屬”。

走投無路的她，帶著孩子們躲到鄉下，從此開始了挖野菜充饑的日子。她教孩子們辨認薺菜、馬齒莧、蕨菜，把能吃的野菜煮成一鍋粥，分給五個孩子，自己卻喝著刷鍋水充饑。長子郭和夫后來回憶：“母親曾把唯一的紅薯分給我們兄妹五人，自己餓著肚子，還笑著說‘你們爹在寫書救中國，咱們不能拖他后腿’。”

在那個日本軍國主義盛行的年代，學校里教的都是侵略思想，郭安娜卻偷偷用樹枝在地上教孩子們寫中國字，她摸著孩子的頭說：“你們的骨血里流著中國的血，哪怕身在日本，你們也是中國人。”

1948年，抗戰勝利后的第三年，郭安娜終于打聽到了郭沫若的消息，那一刻，她壓抑了十一年的思念瞬間爆發，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帶著五個孩子，漂洋過海去中國尋夫。

這一路千難萬險，從日本到香港，再輾轉到內地，她帶著孩子們擠在破舊的船艙里，吃著最簡單的食物，一路上，孩子們問得最多的就是：“媽媽，爸爸會來接我們嗎？”她總是笑著回答：“會的，爸爸一定在等我們。”

可當她帶著五個孩子，滿心期待地敲開郭沫若的家門，開門的不是朝思暮想的丈夫，而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于立群，她懷里抱著孩子，身后還躲著幾個探頭探腦的小腦袋。而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卻躲在屋里，避而不見。那一刻，郭安娜聽到了自己心碎的聲音，十一年的等待，十一年的苦難，十一年的思念，終究成了一場笑話。

換做旁人，或許會大哭大鬧，會質問他的薄情，可郭安娜沒有。她深吸一口氣，壓下眼底的淚水和心底的委屈，只說了一句“打擾了”，就帶著孩子們轉身離開，沒有一句質問，沒有一絲糾纏。她甚至不愿在孩子面前說郭沫若一句壞話，當孩子們不解地問她為什么爸爸不見我們時，她只是溫柔地解釋：“你爹不是薄情，他有他的難處。”

她沒有回日本，那個視她為叛徒的國家，早已不是她的家。她對移民局的官員說：“我是中國媳婦，死也要做中國鬼。”周總理得知她的遭遇后，被她的氣節打動，親自安排她和孩子們在大連定居，還提出給她特殊補貼，可她卻拒絕了：“國家剛建立，到處都缺錢，我有手有腳，能養活自己。”

從此，郭安娜心里的“郭沫若的妻子”徹底死去，活著的，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起早貪黑打零工，供孩子們讀書，逼著他們努力上進，在她的言傳身教下，五個孩子個個爭氣。

日子一天天過去，郭安娜慢慢老去，孩子們都事業有成，各自組建了家庭，她的生活終于安穩下來，可心底深處，那個名字依舊是無法抹去的痕跡。1977年，83歲的郭安娜，坐在舊書桌前，寫下了給郭沫若的信，身邊的子女勸她：“母親，何必呢？他身邊早已有了別人，您這樣做不值得。”

可郭安娜只是擺擺手，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也一樣，這一面若是不見，這輩子的緣分，就真的沒有句號了。這封信里，沒有半生的委屈，沒有被棄的怨恨，只有一句最簡單的話：“見個面吧。”信送出去后，她等來了消息，郭沫若看到信時，握筆的手顫抖不止，渾濁的眼里涌出了淚水，他答應了見面。

見面的那天，沒有驚天動地的場面，只有兩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隔著四十年的光陰，相對無言。她看著他，頭發全白，背也駝了，再也沒有了當年意氣風發的模樣；他看著她，眼神里滿是愧疚和躲閃，想說什么，卻被喉嚨里的哽咽堵住。郭安娜沒有哭，也沒有鬧，只是靜靜地看著他，像是要把這輩子的緣分都看盡。

這次見面后不久，1978年，郭沫若病逝，而郭安娜，還要繼續在這個她深愛的中國，走完自己剩下的路。她依舊過著簡樸的生活，衣服破了自己補，襪子縫縫補補穿好幾年，誰也沒想到，這個連買菜都要算計的老太太，手里竟攢下了500萬日元巨款——那是她幾十年省吃儉用，加上日本政府歸還的房產款項。

子女們都事業有成，沒人需要這筆錢，可郭安娜卻做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決定：把錢全部捐給國家。她把錢送到統戰部，官員們勸她留著養老，她卻急了：“我是中國人，這錢要用來幫中國，給教育，給醫院，給需要的人。”

1995年，101歲的郭安娜在上海病逝，子女們遵照她的遺愿，將這筆錢全部捐出，在瑞金醫院建了一個護士形體訓練室——六十多年前，她就是從一名護士開始，走進了這段改變一生的命運。

她的墓碑上，沒有刻著“郭沫若之妻”，只刻著她用了大半輩子的名字：郭安娜，還有一句她自己寫的詩：

她生于日本，如櫻花般美好，逝于中國，如春泥般奉獻。

有人問，她的一生值得嗎？為了一個辜負自己的男人，搭上了一輩子的青春和幸福。可答案，早已寫在她的人生里：她從來不是為郭沫若而活，她為自己的選擇活過，為孩子活過，為自己深愛的中國活過，她靠著自己的雙手，掙來了尊嚴，活成了自己的太陽，這樣的一生，何來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