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困難時期新疆自流人員移民史實

1959年冬天，一列列悶罐車從河南、安徽、四川駛出，車廂里擠滿了衣衫襤褸的農民。

他們不知道終點在哪里，只聽說新疆有飯吃。這批人后來有個特殊的名字——自流人員。

不同于兵團戰士、支邊知青，他們游離在體制之外，卻在最艱難的歲月里，用雙手在戈壁荒灘上刨出了活路。

1959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晚。

河南、安徽、四川的農村，餓殍遍地。公社食堂早就斷了炊，樹皮草根都被刨光了。活不下去的人開始往外跑，有人聽說東北有糧，有人說新疆缺人。

消息是這么傳的：新疆地大，荒地多，只要肯干活就有飯吃。

于是人們動了。扶老攜幼，拖家帶口，能走的都走了。沒有組織，沒有動員，完全是求生的本能。火車站、汽車站擠滿了人，站臺上到處是行李包袱，哭聲一片。

這就是"自流"——自己流出來的。

新疆方面其實早有準備。1959年到1961年，全國進入"困難時期"，但新疆情況相對好一些。糧食雖然緊張，還不至于餓死人。問題在于，外來人口突然暴增。

數字是驚人的。1960年1月到1961年3月，22萬自流人員涌入新疆。其中僅1960年前10個月，就來了15.3萬人。加上國家安置的支邊青年、復轉軍人，新疆人口從1957年的561萬，三年間暴增到730萬，增長33%。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每三個新疆人里，就有一個是新來的。

吐魯番成了中轉站。當時南北疆各地州都派人在這里設點，負責接收分流。自流人員下了火車，被帶到臨時安置點，聽各地工作人員介紹情況。北疆氣候冷，一年只能種一季；南疆溫暖，可以種兩季。就這么簡單的信息，決定了無數家庭的命運。

有的人選了北疆，理由是"那里漢人多，說話方便"。有的人去了南疆，圖的是"氣候暖和，莊稼長得快"。還有兄弟幾個，分別去了南疆北疆，從此相隔千里。

當時沒人想過，這一去可能就是一輩子。

同樣是進疆，命運卻天差地別。

195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國家從山東、河南、河北、甘肅、江蘇等地，有組織地招收知識青年、支邊青壯年。這些人有編制，有配給，屬于國營農場職工。

兵團的待遇是明確的：每月有工資，有口糧指標，生老病死有保障。雖然條件艱苦，但起碼餓不死。1960年初，兵團按計劃安置了近10萬支邊人員。周恩來總理還特別指示，又接收了21萬"自動支邊人員"。

但自流人員不在這個體系里。

他們沒有工資，沒有編制，甚至連戶口都懸著。到了新疆，被分配到各個縣、各個鄉，或者直接劃一片荒地：你們自己開墾吧。

這就是體制內外的分野。

兵團戰士住地窩子，自流人員也住地窩子；兵團戰士啃窩頭，自流人員也啃窩頭。表面上看生活水平差不多，但本質不同——一個是國家職工，一個是自謀生路。

蘭新鐵路1960年前后通車，更是打開了進疆的大門。以前去新疆，要么坐汽車在戈壁灘上顛簸半個月，要么徒步走上一兩個月。鐵路一通，幾天就到了。

但鐵路只通到烏魯木齊、吐魯番。再往南疆去，還得坐汽車。

去和田的那批人最慘。從吐魯番坐敞篷大卡車，在土路上顛簸十幾二十天。車輪卷起的沙塵，把人埋得灰頭土臉。左邊是荒漠，右邊是荒山，看不到盡頭。很多人坐在車廂里，閉著眼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回來。

到了地方，縣里的干部把人分到各個公社、各個生產隊。有的單獨劃出一片荒地，讓他們自己開墾；有的直接插到維族村子里，跟著當地人一起干活。

剛開始的日子，幾乎是絕望的。

沒有房子，就挖地窩子；沒有水，就到幾里外去挑；沒有農具，就用手刨。最難熬的是吃。口糧不夠，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窩頭，有時連窩頭都沒有，就煮玉米粒。很多人水土不服，拉肚子拉到脫水。

但活下來的人，慢慢站穩了腳跟。

1958年到1960年，新疆掀起了墾荒造田的高潮。

兵團的任務是開發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瑪納斯河流域。三年時間，開荒56.67萬公頃，新建農牧團場107個。數字背后，是無數人的血汗。

自流人員雖然不在兵團編制內，但干的活并不少。

和田地區的開荒，維族農民和漢族自流人員一起上。1964年的影像資料顯示，于田縣紅旗公社的社員們，正在挖掘沙丘，開辟農田。1958年以來，和田專區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邊緣，開墾了70多萬畝荒地，建立了30多個社辦農場。

這些數字里，有自流人員的一份功勞。

他們的優勢在于會種地。內地來的農民，祖祖輩輩種田，對莊稼有感情。新疆的土地雖然貧瘠，但只要有水，就能種出東西來。

問題是水從哪里來？

修渠，挖井，修水庫。六十年代初，和田地區修建了總長5000多公里的干支渠。皮山縣紅光公社新建的渠道，從山里引水下來，灌溉了上萬畝農田。

自流人員跟著維族村民學修渠，維族村民跟著漢族農民學種菜。一來二去，關系就近了。

漢族人會精耕細作，種菜種瓜有一套。

維族人看到漢族種的黃瓜、西紅柿長得好，也開始學。漢族人不會說維語，就比劃著教；維族人不懂漢話，就看著學。

語言反而不是最大的障礙，能不能吃飽飯才是關鍵。

幾年下來，漢族自流人員學會了說維語，雖然帶著濃重的河南腔、四川腔。維族村民也學會了種菜，田地里開始有了規整的菜畦。

更重要的是，漢族人開始吃馕，維族人開始吃面條。

這種融合是自然發生的。沒人強迫，也沒人宣傳，就是生活在一起，慢慢就習慣了。漢族婦女跟著維族大嫂學做抓飯、拌面，維族小伙跟著漢族師傅學種棉花、打井。

南疆的很多地方，開始能看出"經濟強弱"了——哪里漢族人多，哪里的田地就整齊，蔬菜瓜果就豐富。這不是民族優越性，而是農業技術的差異。

到了60年代中期，自流人員基本站穩了腳跟。

他們在荒地上建起了房子，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新疆人。很多人學會了一口流利的維語，甚至能跟維族老鄉開玩笑。孩子們在村里的小學上學，放學后滿院子亂跑，分不清是漢族還是維族。

但他們始終記得自己是從哪里來的。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新疆。政策開始松動，被下放的知識分子、干部可以返回原籍。很多在新疆待了十幾二十年的人，終于等到了回家的機會。

自流人員也動搖了。

老家的親戚來信說，現在好了，包產到戶了，有地種了。有人心動，想回去看看。但更多的人猶豫了——回去干什么？地還在嗎？房子還在嗎？

1981年開始，新疆人口遷移增長率首次變成負增長。這就是所謂的"孔雀東南飛"——人才、勞動力開始往內地跑。

自流人員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回去了。

他們收拾行李，告別了二十年生活的村子，坐上火車往東走。但很快，有人又回來了。

原因很簡單——已經不適應了。

在新疆待了二十年，生活習慣全變了。回到老家，發現自己說話帶著西北口音，吃飯離不開馕和羊肉，甚至下意識地會蹦出幾句維語。村里人看他們的眼神怪怪的，像是看外鄉人。

更重要的是，沒有地了。

當年逃荒走的時候，地早就分給別人了。現在回去，憑什么要回來？就算要回來，二十年沒種，早就荒了。

于是，很多人又回到了新疆。

這次回來，心態不一樣了。以前總覺得自己是"外來戶"，遲早要回老家的。現在明白了，新疆才是家。

但也有人一直守在新疆，從沒想過回去。

他們在荒地上建起了家園，兒女都在這里出生長大。老家對他們來說，已經只是記憶里的一個地名。過年過節的時候，偶爾會想起小時候的村子，想起那條河、那棵樹。但僅此而已。

新疆就是他們的故鄉了。

80年代、90年代，這批人漸漸老去。有的病死了，有的老死了，被埋在漢族墓園里。墓碑上刻著他們的名字，還有"河南籍"、"安徽籍"、"四川籍"的字樣。

但他們的兒女，早就是土生土長的新疆人了。

這些第二代、第三代，不會再說什么"老家在河南"、"祖籍在四川"。他們在新疆長大，在新疆上學，在新疆工作，對內地沒有任何記憶。如果有人問他們是哪里人，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新疆人"。

但父輩的經歷，他們還是知道的。

知道爺爺是從河南逃荒來的，知道奶奶當年坐了半個月汽車才到和田。知道父親小時候住地窩子，吃玉米窩頭。知道一家人是怎么在荒地上，一鍬一鍬地刨出幾十畝田地。

這些故事，像一種隱秘的家族記憶，傳遞下來。

當年的自流人員大多已經不在了。

他們留下的，是南疆、北疆那些曾經的荒地，如今變成的良田。是那些漢族、維族混居的村莊，早市上賣馕的大媽和賣菜的大爺。是那些墓園里斑駁的墓碑，刻著"籍貫：河南"、"籍貫：四川"的字樣。

歷史不該忘記他們。

他們不是英雄，沒有立過功，沒有上過報紙。他們只是一群在最困難的時候，為了活命而逃荒的人。但正是這群人，用最原始的方式——挖地、種田、修渠、打井——在戈壁荒灘上，刨出了一片生機。

他們是體制外的建設者，是被遺忘的拓荒者。

而他們的故事，至今仍缺乏足夠的記錄和研究。沒有詳細的檔案，沒有系統的口述史，甚至連準確的人數都說不清楚。我們只知道，1960年前后，有幾十萬人自流進疆；我們只知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沒有離開。

但具體是誰，從哪里來，到了哪里，過得怎么樣——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答案。

這是一段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歷史，一段鮮為人知的邊疆移民史。它不屬于兵團的輝煌敘事，也不屬于知青的集體記憶。它屬于那些在歷史夾縫中求生的普通人，屬于那些用雙手改變命運的無名者。

歷史欠他們一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