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兩次請求降職毛主席同意，50年再次申請，主席：不能答應

1953年2月24日下午，北京附近的渤海灣刮著五級北風，軍港里浪頭拍擊艦舷。就在這天，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南昌”號護衛艦檢閱人民海軍。陪同在側的海軍副司令員王宏坤用手擋著風，給主席介紹魚雷快艇的航速。“小巧靈活，二十五節。”他提高嗓門，卻不自覺地壓低了身姿，一如既往地謙遜。誰也想不到，眼前這位上將早年曾三次向毛主席提出“讓我下來”的請求——前兩次被批準，最后一次被婉拒。

談及王宏坤，許多人首先想到他是紅四方面軍里最年輕的軍長，也會想到他是人民海軍的奠基者之一。但若把他的經歷串成時間線，會發現主線只有一個詞：學習。

1909年正月初一，湖北麻城石槽沖一聲鞭炮，王家誕下一名屬雞的男孩。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他一字不識，卻在十九歲那年參加黃麻起義，成了反動派的通緝犯。1929年正月初五，他跟著堂兄王樹聲正式加入紅軍。僅用四年拼殺，他升到紅四軍軍長，年齡不到二十五歲。當時的紅軍有句口頭禪：“每天向前走，槍口即課堂。”可王宏坤明白，槍法再準也替不了文化短板。

1937年春天，他率三八五旅駐守隴東慶陽。旅部超支二百塊大洋，葉季壯批不了款，肖勁光也犯難。王宏坤只好騎馬三百里奔延安求見毛主席。匯報完糧餉，他壯著膽子說：“我也想進學堂。”一句話，等了快三十年。毛主席笑著寫條子：“同意！把慶陽安排好。”這便是第一次主動“降職”。他把旅務交給副旅長王維舟，回慶陽識字，隨后赴延安“抗大”二大隊。一個月畢業，他嫌學得不夠，又跑去見主席，要求再讀黨校。這次依舊批了條子。兩封親筆信，一次次顛覆他的人生軌跡。

抗戰相持階段，黨中央急需干部下前線。1938年10月，組織找王宏坤談話，準備派他去鄂豫邊區領一塊攤子。王宏坤反復琢磨：“我文化底子薄，擔不起大區主任。”于是再次提出調自己回三八五旅。消息送到延安，毛主席沉吟良久，還是批準。第二次降職請求，就此成行。

抗日烽煙里，他先后擔任冀南軍區、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把平原水網變成“人民的汪洋大海”。1945年八月，日軍投降，他隨一部挺進東北，又接連指揮林海雪原中的數場要戰。建國后，王宏坤奉調湖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翻開簡歷，誰也挑不出毛病，可他心里那句老話沒變：自己文化不高。

1950年4月，中央一紙調令：任命王宏坤為海軍副司令員，火速來京。海軍在那時屬于“邊學邊建”的嶄新兵種，專業名詞、電子儀器、通信密碼，全是西式拼寫。王宏坤瞅著厚厚的艦艇操典直撓頭，馬上找到李先念：“可不可以申請把職務降低一級，我怕耽誤事。”李先念擺手：“別鉆牛角尖，主席看得準，你先干起來。”話雖如此，他還是托人遞了條子給中南海。

不多日，毛主席在一次部門聯席會議上語氣平靜，卻話鋒凌厲：“個別同志說自己學問不夠，不敢挑擔子。帝國主義可不會等你讀完書。干中學，學中干，錯了再改，不能光撤退。”王宏坤聽明白了——第三次請求，沒門。

此后，他索性把作戰地圖換成艦艇剖面圖。每晚燈亮到深夜，甲板、機艙、指揮所輪番跑，硬是把蒸汽輪機的調速原理啃下來。一次海試，快艇突然出現鍋爐壓差，年輕艇長手足無措，王宏坤沖過去擰閥門，排汽、降溫，三分鐘排險。艇長愣住：“首長，您懂這個？”王宏坤壓低聲音：“記住，技術也怕認真。”

毛主席1953年視察海軍那天，魚雷快艇做“S”型沖刺，浪花濺濕衣角。主席連聲“好”，轉頭問陳毅：“能上艇不？”陳毅擔心安全，輕搖頭。主席笑道：“噢，不叫我去！”王宏坤心里直打鼓，暗想若是早些上艇給主席體驗，準能讓老人家更高興。檢閱完畢，他飛速記下主席關于伙食、訓練、出海鍛煉的指示，接著回京就把艦艇餐標提了兩成——這是他對士兵出身身份的執念：先讓弟兄們吃好。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禮堂燈火輝煌，第一顆上將肩星別在王宏坤的軍裝上。授銜后，他仍舊每晚泡在造船廠和基地工房，卷起袖子同年輕技術員爭得面紅耳赤。有意思的是，他常把自己當學員，一手拿筆記本，一手拿“斯維施式輪機學”。人家問他是上將還是學生，他拍拍胸口：“一輩子紅軍兵，一輩子學徒工。”

1983年春，組織批準王宏坤以正兵團級離職休養。離別前，他照例跑了二十多家海軍科研所，將正在進行的項目逐一過目。工作人員勸他多休息，他笑道：“老獵人交接獵槍，得把每一顆子彈說明白。”

1988年，他獲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當年的上將撫摸獎章，沒有公開致辭，只說一句：“戰場換來的東西，代價太大，千萬別忘了。”

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病逝北京，終年八十五歲。回看他一生，從十八歲扛槍到五十歲抓海軍，再到耄耋之年依舊學習，三次向毛主席降低職務，兩次獲準，一次被拒。毛主席當年的那句話，仍在海風里回響：“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萬能的，都是干中學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