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鈞故意放走陳賡還送大洋，下屬不解，錢：我敢動他一根毫毛嗎

1933年初夏的一個黃昏，南京下關碼頭水汽氤氳，錢大鈞剛從軍事會議離席，手里攥著最新的《中央日報》。頭版醒目的消息——“陳賡越獄”——讓他微微皺眉。這不是第一次看到陳賡的名字，卻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與這位昔日學員再次正面相遇。

距今兩個月前，陳賡在上海霞飛路被捕，關押地點本屬絕密。可越獄風聲剛起，各方營救電報就雪片般飛向南京，甚至連宋慶齡也公開發(fā)聲。圍繞“放不放”的爭論，在國民政府高層吵得雞飛狗跳。蔣介石只說了一句：“看著辦，人不能死。”這句話既是命令，也是陷阱。

錢大鈞對這種曖昧指示再熟悉不過。自從黃埔建校那年起，他就知道蔣介石有兩筆無法抹去的舊賬：一是1925年潮州戰(zhàn)役命懸一線被陳賡救回；二是“絕不殺黃埔生”公開承諾。陳賡同時踩在這兩條線上，任何舉動都足以讓蔣介石自食其言。

5月末，沿滬寧線向西的列車啟動時，錢大鈞正搭乘編組最末的八木豪華車廂，從車窗斜睨到站臺上一個低帽檐的“布商”。他不是神探，卻認得那雙眼睛。黃埔一期點驗隊考核，陳賡橫刀躍馬的神情至今難忘。錢大鈞心里立即有了主意：這趟車終點是徐州，往南轉贛州，正與中央蘇區(qū)相接。陳賡八成要回根據地。

他沒有立刻讓憲兵動手，而是先遣副官去試探。副官回來報告：“此人自稱王老板，死不松口。”錢大鈞輕笑：“明知是他，還抓什么？把人請來喝茶。”說完親自端著兩杯滇紅走過去，像當年在黃埔閱兵場那樣拍拍陳賡肩膀。

車廂里人聲嘈雜，錢大鈞卻只問了三個字：“去哪兒？”陳賡不急不慌：“販點山貨。”兩人對視片刻，心照不宣。隨后談起校史、談起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舊聞，氣氛看似融洽，其實暗流四伏。

副官多次湊上前：“軍座，這可是重犯！”錢大鈞擺手，只丟下一句：“再等等。”等待什么？其實是等車橋站的時刻表。那里換乘方便，陳賡如果真要走，放在那兒最安全；如果想押回南京，同樣不過幾個小時的事。

午餐時間到了。錢大鈞把陳賡請進餐車，命廚子做了四菜一湯，喝的竟是紹興花雕。席間他突然遞過去一只厚封套：“三百大洋，路上帶著。”陳賡愣住。錢大鈞低聲一句：“拿著，別客氣。”短短十幾個字，算盡人情世故，也守住了蔣介石那句“看著辦”。

列車穿過宿州古城，汽笛長鳴。陳賡趁停車，順著人群下到站臺，卻在尾部車門重新上車。副官追到中鋪，氣急敗壞；錢大鈞卻只笑：“貓逗老鼠，不過是走個過場。”副官更迷糊了：“真就這么放了？”錢大鈞輕聲：“我敢動他一根毫毛嗎？”

這句反問并非膽怯，而是深諳政治險灘的自保。蔣介石的矛盾心情已昭然若揭——既需要殺雞儆猴，又不能讓黃埔系失望。因此，“放”與“不放”都是死局，唯有“假裝抓，實際放”，才能不上臺前，也不惹火燒身。

值得一提的是，錢大鈞的算盤還打得更遠。其時他任第十三軍軍長，看似位高，實則正處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布局關鍵期。若真扣下陳賡，一旦激怒校長，日后調兵遣將的命令少不了穿小鞋；若弄巧成拙，讓共產黨宣揚“蔣介石違背承諾殺黃埔生”，恐失士心。而一封洋錢，既顯念舊情，又留人情債，何樂不為？

事實也證明，他的判斷沒錯。陳賡抵達瑞金后，很快出任紅五軍團參謀長，隨后奔赴湘鄂西前線。蔣介石雖惱火，卻只能搖頭。等到1937年全面抗戰(zhàn)，陳賡歸隊組建新編第四軍，中央社再提“東征救主舊事”，蔣介石只得默認“往事如煙”。錢大鈞也繼續(xù)提拔，直至抗戰(zhàn)勝利前夕官至參謀總長，身段依舊瀟灑。

遺憾的是，歷史不會給任何人永遠的庇護。1949年冬，錢大鈞隨國民黨潰退臺灣，晚年隱居士林，在回憶錄中寫到那趟列車：“陳賡眼神清亮，似洞見一切，但他什么都沒說。”寥寥十字，既為舊情，也像自嘲。

若有人問，當年放人值不值？答案或許不用言說。蔣介石沒有撕毀諾言，陳賡得以南下突圍，錢大鈞則穩(wěn)住了自己的仕途。多方角力里，最醒目的不過一句老話：識時務者為俊杰。至于三百大洋，只是這個復雜算式里的最小公因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