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9年的京城，暖意似乎比往年都要慢半拍。
而在張治中看來，這股子寒意更是鉆進了骨頭縫里。
他的身子骨已經垮得厲害，在醫院住了許久，也沒盼來什么好轉的消息。
枯坐在病房里，這位頂著“和平將軍”頭銜的老人，心里頭正在盤算著人生最后的一步棋。
到了這步田地，活得長短反倒成了次要的。
作為從舊社會摸爬滾打過來的高級將領，在這個特殊的年頭，他滿腦子琢磨的只有一件事：手頭剩下的這點政治份量，該怎么用，才能把自己身后的爛攤子收拾利索。
琢磨來琢磨去，他拿定了兩個主意。
這一公一私，乍一看挺擰巴，細想卻是滴水不漏。
頭一件事，是跟“老底子”有關。
他把老伴洪希厚喊到跟前，下了道死命令：回家去，把家里那些陳年舊紙、沒收拾的手稿全翻出來，打包捆好，火速送給周總理。
他心里這筆賬算得門兒清：東西擱家里，那是定時炸彈；一把火燒了，又是糟踐歷史。
唯獨交到總理手里，才算進了保險箱。
這不光是信得過組織，更是變相地亮明態度：我張治中這輩子，肚子里沒藏著掖著，亮堂得很。
公事有了著落，心思自然就轉到了私情上。
這便是第二個主意，擱在當時，這念頭膽大包天，甚至有點“不知深淺”。
他想見個人。
不是哪位大領導，而是自家的女婿，周嘉彬。
麻煩就出在這兒。
按那會兒的情況，周嘉彬人還在海峽對岸的臺灣。
在那個兩岸勢如水火、稍微有點風吹草動都讓人神經緊繃的節骨眼上，要把一個在“敵營”待著的人弄回北京，這哪是走親戚，簡直是往政治雷區里踩。
換個旁人，哪怕想親人想瘋了，這話也得爛肚子里，躲都來不及，誰敢往槍口上撞？
可張治中到底不一樣，他心里有譜。
他琢磨著：自己這半輩子都在為和平跑腿，中央信得過他，總理也懂他。
臨了提這么個要求，圖的不是“私通”，是“團聚”。
于是，他找來中央的同志，遞上了最后的請求：“能不能讓我的女婿回來，讓我看一眼？”
這步險棋，還真讓他走通了。
中央那邊仔細掂量后，覺得沒毛病。
沒過多久，周嘉彬就被安排著從臺灣飛回北京，一下飛機直奔醫院。
老爺子為啥非得見這女婿？
里頭藏著三層深意。
頭一層，是為了閨女張素我。
當年抗戰那會兒，為了給國家出力，張治中硬是逼著在國外念書的閨女退學回來干活。
閨女沒二話，可當爹的心里總覺得虧欠。
后來閨女跟了周嘉彬，日子過得安穩，這也是老父親心里最大的安慰。
眼瞅著自己要走了，他不放心把閨女孤零零扔世上，非得親眼看著女婿回來，把這個家扛起來才踏實。
再一層，是為了“正道”。
周嘉彬不光是女婿，那是張治中一手帶出來的“得意門生”。
年輕那會兒，周嘉彬就是他的副官，老爺子那是真稀罕他，還專門送去德國深造。
這小子也爭氣，德國警察學校、陸軍大學那是高分畢業。
可到了1949年那個大轉折點，周嘉彬差點走歪了。
那會兒他稀里糊涂去了臺灣，站到了解放軍的對立面。
是張治中聽到信兒后，立馬托關系找人，苦口婆心地勸，才沒讓他一條道走到黑。
對張治中來說，這是半個兒，也是迷了路的學生。
臨閉眼前，這“最后一課”必須得上。
病房里，爺倆一見面，那場面看得人心里發酸。
看著病得脫了相的岳父，周嘉彬眼淚止不住地流。
張治中伸出枯樹枝一樣的手，死死抓住女婿。
就在這會兒，他吐出了那句份量最重的話：
“跟著黨走，相信中央，日子肯定有奔頭。”
這句話，就是老爺子留給女婿最后的保命符。
他不光是囑咐周嘉彬待素我好點，更是在教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怎么安身立命。
這是一個從舊軍閥混戰堆里爬出來、見過大風大浪的老人，在鬼門關前總結出來的活命智慧。
后來，張素我聽母親轉述了父親臨終的這些話，每回想起來，總是淚流滿面。
1969年的那場道別，看著是家里人見個面，其實是一位父親耗盡最后一點心血，在給兒女鋪平后半輩子的路。
所有的狠心與慈愛，全在那一次握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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