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洛熙案：醫療過錯之外，更需厘清刑事追責邊界

基于小洛熙事件官方通報，結合刑事法律規定與辯護律師的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原則，我將從法律專業視角分析核心刑事風險，既堅守“能不構罪則不構罪”的辯護立場，也為相關主體提供合規警示，全文兼顧專業性與人文關懷：

一、痛心之余，以法治視角審視事件核心

小洛熙的離世令人扼腕，家屬的悲痛、公眾的關切值得深切理解。寧波市聯合調查組的通報以詳實核查還原了事件全貌，既認定了一級甲等醫療事故的行政責任，也為刑事風險的界定提供了明確依據。作為刑事辯護律師，我們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尊重悲劇的前提下，對案件涉及的刑事問題作出審慎分析——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要求，刑罰應作為最后手段，唯有在行為明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時方可介入，這既是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

二、核心刑事風險分析：堅守罪與非罪的邊界

（一）醫院及醫生不構成重大醫療事故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重大醫療事故罪的核心是“醫務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結合通報事實，該罪的構成要件存在明顯欠缺：

1. 主觀層面無“嚴重不負責任”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通報明確醫方存在術前評估欠充分、手術時機選擇欠妥當等“過失”，但此類過失屬于醫療技術層面的瑕疵，而非“嚴重不負責任”（如擅離職守、違反核心診療規范且放任風險發生）。涉案主刀醫師為主任醫師，具備手術資質，手術本身存在合法指征，其行為本質是醫療行為中的履職偏差，而非刑事犯罪要求的“漠視職責”。

2. 因果關系具有多因性：通報指出患兒自身存在復雜心臟畸形（右肺靜脈單干變異等），且缺損位置特殊增加了手術風險，自身病情與死亡結果存在“一定關聯”。重大醫療事故罪要求行為與結果存在直接、唯一的因果關系，而本案中醫療過失僅為“主要責任”而非全部責任，不符合刑事犯罪的因果關系嚴苛標準。

3. 單位不構成該罪主體：重大醫療事故罪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醫務人員），醫院作為機構，即便存在管理制度漏洞，也僅需承擔行政責任（如通報中的罰款、整改），無法成為該罪的刑事追責對象。

（二）不實消息作者不構成尋釁滋事罪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要求行為人“捏造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擾亂社會秩序，情節惡劣”。結合事件背景，該罪的構成同樣難以成立：

1. “情節惡劣”的要件未滿足：通報未提及不實消息引發大規模聚集、公共秩序混亂等嚴重后果，更多是引發輿論熱議。尋釁滋事罪的刑事追責需達到“擾亂社會秩序”的實質危害，而普通網絡言論引發的輿論關注，若未造成實體秩序破壞，應通過民事侵權（如名譽權糾紛）或行政處罰（如治安拘留）規制，而非刑事打擊。

2. 主觀故意的認定存疑：部分不實消息可能源于家屬的誤解、信息偏差或情緒宣泄，而非“故意捏造虛假信息擾亂秩序”。刑事犯罪的主觀故意需嚴格證明，若無法證實作者具有“擾亂社會秩序”的明確意圖，僅因言論失實便追究刑責，可能不當壓縮公民的言論空間，違背刑法謙抑性。

（三）補充論證：不構成非法行醫罪與誣告陷害罪

1. 不構成非法行醫罪：該罪的核心是“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但通報明確主刀醫師為主任醫師，具備合法執業資質，手術行為屬于職務范圍內的合法醫療活動，即便存在醫療過失，也與“非法行醫”的前提完全不符，無任何刑事追責的基礎。

2. 不構成誣告陷害罪：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對《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的釋義，誣告陷害罪要求行為人“捏造他人犯罪事實，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此前相關文章的作者，即便言論不實，也未明確指控醫生“構成犯罪”（如未向司法機關告發其涉嫌犯罪），更無“使醫生受刑事追究”的主觀意圖，本質是對醫療行為的質疑而非“誣告陷害”，符合“錯告或檢舉失實”的情形，依法不構成該罪。

三、警示與反思：守住邊界，敬畏責任

對醫務人員及醫療機構的警示

1. 醫療行為無小事，術前評估、多學科討論、病歷書寫等“細節”，既是避免行政責任的基礎，也是防范刑事風險的底線。通報中“病歷記錄不規范”“術中告知欠及時”等問題，雖不構成犯罪，但足以引發信任危機，醫療機構需完善管理制度，將“合規診療”嵌入每一個流程。

2. 醫患溝通是化解矛盾的關鍵。事件初期的輿論發酵，與醫患溝通不足密切相關。醫務人員應強化人文關懷，在風險告知、病情溝通中做到充分、耐心，減少誤解滋生的空間。

對信息發布者的警示

1. 言論自由需以事實為邊界。即便出于同情或監督目的，也應避免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尤其不應虛構“醫療黑幕”“故意害人”等極端表述，否則可能面臨名譽侵權的民事賠償或治安處罰。

2. 監督權利與法律責任并行。公民對醫療行為的監督是正當權利，但監督需通過合法途徑（如向衛健部門投訴、申請醫療事故鑒定），而非通過不實言論引發輿論審判，既無法解決問題，也可能觸碰法律紅線。

結語

小洛熙事件的悲劇，本質是醫療風險與溝通不足共同作用的結果。刑事法律的介入應保持審慎，避免將行政責任、民事糾紛升格為刑事犯罪，這既是對涉案人員的公平，也是對法治精神的堅守。同時，事件也為所有醫療從業者、信息發布者敲響警鐘：醫療行為需堅守合規底線，言論表達需恪守事實邊界，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公眾權益，又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與行業生態。

本文從辯護律師視角平衡了“罪疑從無”與“責任警示”，既基于通報事實和法律條文論證不構罪的理由，也針對性提出合規建議。若需進一步細化某一罪名的法律依據、補充具體案例參考，或調整文章側重點（如加強對醫療機構的責任分析），可隨時告知我優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