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高層真是急了，政客們呼吁“多干活”，民眾卻享受“懶惰權”

自從包括聯邦總理、經濟部長及巴伐利亞州州長在內的聯盟黨高層政治人物公開呼吁，為了重振急需復蘇的經濟，人們必須重新挽起袖子加油干以來，這個問題便一直在媒體間回蕩。

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甚至嘲諷了主要在年輕群體中流行的、經過精打細算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并嚴厲抨擊了四天工作制。

卡特琳娜·賴歇與基民盟經濟派別的立場一致，她希望即使在女性群體中也要減少縮短工時的現象——通俗地說，就是減少所謂的“生活方式型兼職”。而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索德爾的要求則更為具體，他呼吁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工作時間。

此外，針對那種在公共假期前后通過電話請病假、享受“過橋假”的輕松做法，或者利用病假寬限期的行為，也應予以打擊。即便如此，這些措施距離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認為迫切需要的增加10%工作量的目標，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如果考慮到要求將退休年齡提高到至少70歲的呼聲日益高漲，結論似乎只有一個：在德國，那些不愿工作的人，那些將曠工和“請病假狂歡”——這真是一個諷刺的詞匯——奉為生活方式的人，或者像希臘人和法國人那樣，恨不得在60歲生日前就拿著豐厚養老金退場的人，如今都要直面資本主義競爭經濟吹來的凜冽寒風了。

或者，事實并非完全如此？

誠然，即便在艱難時期，社會中依然存在某些安逸的避風港。例如擁有編制的國家公職人員，位于卡爾斯魯厄的聯邦憲法法院——那里坐滿了公務員法官——剛剛通過判決，確立了他們擁有“無憂無慮的生活”的權利，保障其獲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薪酬、更優厚的養老金，而且這一切都有法律背書。

那么其他人呢？他們是否必須勒緊褲腰帶，重新拾起那些長期以來被嘲笑的“次要美德”，如勤奮、守時和誠實，只為了將別人的車從泥潭中拉出來？

難道在歐洲的比較中，德國人不是長期被視為工作狂式的傻瓜嗎？為了讓獎金和達克斯指數攀升至更稀薄的高空，他們在工資過低的情況下不斷刷新出口紀錄。

這正是曾被我們鄰國嘲笑的形象：德國人“為了生存而通過工作打發了大部分時間。而對于剩下的一點點自由，他們又感到如此恐懼，以至于想方設法要去擺脫它。”

早在歌德的早期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中，這位雖然勤奮但厭惡受雇于人的樞密顧問就已如此描述。眾所周知，小說的主人公最終自殺了，因為他無法接受自己情感與生活的資產負債表。

至于其余的德國人，無論是在普魯士、納粹時期還是聯邦德國的統治下，都乖乖地順從了命運，老老實實地為國家做牛做馬。

傳說中的德國式勤奮，似乎并非源于基因、陰雨連綿的天氣或是丑陋的城市與景觀，而是源于對統治者的毫無防備。

你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在歷史上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社會、勞動或選舉權改革；桀驁不馴的法國人則成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相比之下，愚鈍的德國人卻只能默默地在枷鎖下低頭，忍受反社會主義法律或納粹勞動陣線的壓迫，并順從于他們的歷史宿命：耕作、耕作、再耕作。

即便是1945年賜予西部的民主制度，起初也沒能改變這一狀況——恰恰相反。

一個大部分被摧毀的國家，加上數百萬雖然被剝奪財產但受過良好教育的難民，這種獨特的組合造就了“苦干帶來的經濟奇跡”。最遲到1960年，國民經濟打破了所有的增長紀錄。

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在道德上被邊緣化的無產者的勤奮——從1955年起，又注入了數百萬所謂的“客籍勞工”這一興奮劑——構成了國家繁榮的基石。

自從通過工會、社會民主黨以及基民盟內部天主教社會學說的調解，剩余價值開始大規模地流向勞動者手中，德國人這種被迫的勤奮便開始遭到各方津津有味的蠶食。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周六屬于爸爸”的口號，每周工作時間逐步縮短。工資和假期迅速增加，這很快給這群增長冠軍、勤奮冠軍和足球世界冠軍帶來了另一個榮譽頭銜——“旅游世界冠軍”。

當希臘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在德國的建筑工地和礦井里揮汗如雨時，來自高工資國家的人們卻成群結隊地前往地中海度假，這甚至催生了一句非官方的口號：“夏天的海灘屬于我們。”

況且，并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德國人就一定比其他歐洲人更勤勞。

深受嚴格職業道德影響的塔西佗曾認為，日耳曼人是一個相當懶惰的民族，這群醉醺醺的貪睡者，在他們那凄涼的土地上，只有在毫無章法的斗毆時才會打破紀錄。而像法國人雅克·勒高夫這樣的中世紀學家則認為，自中世紀以來的職業道德本身就是一場全歐洲范圍的運動。

隨著教堂鐘樓和利息經濟等技術進步的出現，一種更嚴格的時間和金錢管理制度迅速形成。

在固定的工作時間這一“緊身胸衣”中，勞動不再受日出和好天氣的限制，還款必須精確到分毫。封建時代那種由于圣徒節日眾多而產生的閑暇、以及僅需勉強繳納實物稅的松散狀態消失了。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診斷的那樣，現代性意味著套上資本主義的鐵制緊身胸衣。

英國社會歷史學家E.P.湯普森的研究證明，人類并不傻，顯然在任何地方都不愿意從事繁重的勞動。

當18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引入收割機和更好的犁具，從而迅速縮短了農村的工作時間時，起初這絕沒有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原因在于：受雇的農民和短工在機器上工作的時間，僅僅只夠賺到維持他們習慣所需的錢。一旦錢賺夠了，他們就去酒館，或者上床睡覺，寧愿讓莊稼爛在地里。

地主和銀行家們很快學到了一課：只有在投資增加的同時讓工人的工資不斷下降，才能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幅增長。無論一個經濟體多么富有，只有窮人是無法像貴族和股票經紀人那樣，負擔得起懶惰的奢侈的。

當出身資產階級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馬克思——他從未從內部見識過工廠的樣子——針對這種苦難幻想出一個共產主義王國，在這個王國里所有人都幸福地從事所有工作時，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保羅·拉法格卻從根源上解決了這個難題。

他提出了“懶惰權”。

這一烏托邦后來被證明比共產主義更為優越。畢竟，縮短工作時間、勞動保護、提前退休，直到無期限的病假工資、失業金和公民津貼——這些社會主義工會的目標，明顯更符合拉法格的路線，而非馬克思的路線。歐洲因此在“品質時間”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當一個經濟體中越來越多的人行使他們法定的懶惰權，而愿意辛勤工作的無產者越來越少時，會發生什么？

看看當前德國的悖論就知道了：護工、卡車司機、建筑工人和工廠崗位有數十萬個空缺，而與此同時卻有數百萬失業者。

一旦某人坐在了社會福利國家的收銀臺前，他就不會再穿上工裝褲了。而那些學過歐盟政治或媒體專業的孩子，這輩子都不會爬上一輛卡車。

早在1975年，當石油危機和大規模失業首次動搖了輕松工作世界的烏托邦時，德國社會學家赫爾穆特·謝爾斯基就預見到了這種困境。

他們只有一個目標：通過長征，進入國家供養的安全庇護所，并將自己從生產性勞動的強制中解放出來。就像每一個祭司階層一樣，68一代的救贖教義唯一的目的就是將“工作貶低為低等的生存形式”。

根據謝爾斯基分析的這種由意義傳達者構成的階級統治，其結果是德國目前的社會優先事項已全面類似于成功的左翼政黨的綱領：觀點凌駕于知識之上；解讀和引導社會潮流高于創造財富；禁止異議優于辯論。

而且，就像在任何完善的封建社會中一樣，工作、社會保障、納稅和維持未來的“日常辛勞”并不困擾統治者，因為他們早已擺脫了這種不便。

謝爾斯基將“懶惰權”視為一個腐朽社會的頹廢現象。好在這個“惡人”如今在任何德國大學、任何既定政黨或廣播機構里都再也插不進一只腳了。

如果說謝爾斯基的預言是一面鏡子，那么今天這面鏡子映照出的景象或許比他當年想象的更為清晰。

那個世界里沒有“品質時間”的爭論，只有生計的重壓和沉默的汗水。或許，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變得更懶了，而是誰擁有了定義“勤奮”的話語權，又是誰，在悄無聲息中，把維持這個社會運轉的重擔，輕輕地卸在了別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