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怒批田家英：你不想干了打報告，我再找人！田喝悶酒發牢騷

1949年11月的一天夜里，中南海勤政殿仍燈火通明。送信的機要員一口氣搬來三大筐群眾來信，毛主席夾著竹煙袋看得津津有味，時不時圈點眉批。這個場景后來在秘書處成了慣例：只要毛主席在北京，群眾來信都會第一時間擺上案頭。兩年后發生的一場風波，也正因這條“規矩”而起。

1951年春天，全國大規模經濟恢復基本完成，城市職工開始關心“錢袋子”的事。5月16日，毛主席以中央主席名義下發批示，要求各級黨委“必須高度重視人民來信”。他在批示后還親筆添了一句：“對群眾來信置之不理者，狠批。”文件傳達到中央及地方機關，干部們都說“主席發火了”。然而，三個月后就有人撞到了槍口上。

8月上旬，北京酷熱。石景山發電廠團委副書記張德林（34歲）鼓足勇氣寫信向毛主席反映：廠里工人月工資平均三萬七千元（舊幣），可白面已漲到一斤四百元，油鹽醬醋樣樣飛漲，一些老工人喊著“再這么下去飯票都買不起”。張德林盼著回信，卻遲遲等不到消息。

信件當時送至毛主席秘書田家英手中。田剛從東北調查歸來，桌上已堆滿報告、電報、囑托。他掃了幾眼石景山來信，心想先放一放，待匯總文件時一并呈報。誰料“放一放”就拖了二十多天。期間，林伯渠帶中央慰問團去石景山，親眼見到工人食堂里葷腥稀少、代糧菜普遍。工人們告訴他：“我們給主席寫信了，可沒回音。”林伯渠回京后向毛主席提及此事，主席立刻讓辦公廳找信——果然在田家英抽屜里翻了出來。

8月25日清早，田家英被叫進菊香書屋。一見面，毛主席并沒有寒暄，抬手把信拍在桌上：“這封信為什么壓到現在？你的職責是什么？”話音不高，卻透著不容置疑。田家英解釋自己“出差耽誤”，話未完，就被主席打斷：“工人疾苦是黨的生命線！你不想干了，打報告，我再找人！”屋里氣氛瞬間凝固。田家英額頭冒汗，連連說“錯了、錯了”。

短短幾句對話，震動了整個秘書處。當天傍晚，田家英獨自跑到勤政殿西側小餐室，抱著高粱酒悶悶不樂。同事張云逸見狀勸他：“別鉆牛角尖，主席是恨鐵不成鋼。”田家英把杯子往桌上一磕：“工作一大堆，他也得體諒人嘛！”話出口又覺得不當，索性埋頭大口灌酒。酒過三巡，他嘆了口氣：“是我疏忽。”凌晨兩點，他寫出二千字檢討，開頭第一句便是“對工人疾苦缺乏立場觀念”。第二天，他親手把檢討送到毛主席案頭。

風波很快轉化為行動。8月底，毛主席批轉國務院政務院，請求北京市委立即調查、提出工資調整方案。9月下旬，彭真主持會議，決定石景山發電廠平均工資上漲13%，并啟動全國電力系統工資普查。張德林再次接到中南海寄出的回信——信不長，無非幾句“望繼續努力”，卻讓他激動得睡不著。

這一插曲，只是群眾路線中一個小切口。同年秋天，血吸蟲病問題又經群眾來信擺到中央案前。江蘇余江等地農民來信附帶照片，照片上孩子肚子膨脹如鼓，令人觸目驚心。毛主席當即批示衛生部、農林部組成聯合工作隊深入疫區。他交代秘書林克：“每三天給我匯一次進展。”此后幾年，滅螺、挖溝、藥浴同步推進。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余江縣宣告消滅血吸蟲病。那夜，新政協禮堂臨時燈火通明，毛主席揮毫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林克回憶：“他在院子里轉圈，大聲背詩，像年輕人一樣興奮。”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對來信不設“級別”。除了工人、農民，他也樂于聽取文藝界的小聲抱怨。越劇演員紅線女1952年寫信，反映廣州演出票價過高、群眾買不起。沒多久，毛主席在中央財經會議上問：廣州票價、煙酒價格怎么上去了？主持會議的同志一臉茫然，只好會后抓緊調查。隨后，華南區對票價與煙酒稅率作出調整。紅線女后來回憶：“我沒想到主席真把信放在心上。”

回頭看田家英被怒批那一刻，很多史料只記錄了“態度問題”“立場問題”。其實更深層的背景，在于新中國初期干部隊伍普遍年輕、事務繁重，稍不留神就可能忽視群眾呼聲。毛主席把矛頭對準貼身秘書，并非“耍脾氣”，而是要通過點名警示所有人：群眾工作的弦不能松。秘書處同志后來流傳一句口頭禪：“手里信件一壓，就可能壓出大事。”

1954年憲法起草期間，田家英以起草組成員身份南下廣東，白天下鄉，晚上整理材料。有人打趣：“老田，這回可不敢再壓信了吧？”田家英爽朗一笑：“郵箱里的東西，只要貼了郵票，就壓不住。”一句玩笑，化解了當年的尷尬，也道出了他痛定思痛后的變化。

1958年“大躍進”初期，中南海收到大量反映鋼鐵指標過高的來信。秘書處已學會第一時間分類、匯總、報送。毛主席翻閱工礦來函后，決定調整部分地區鐵礦產量計劃。會議上，他指著統計表說：“數字不能脫離實際，還是人民最清楚。”參會者無不點頭。

新中國前十年里，群眾來信制度在不斷完善：中央辦公廳設“特提案件”綠條，凡涉民生急難件，由總理或毛主席圈閱；各部委建立來信處，每月編發“群眾需求簡報”。1959年，全國部委平均辦理率達92%。這一套流程的形成，與1951年那場石景山來信風波息息相關。

田家英1966年不幸去世。多年后，老同事整理他的手稿，在一本筆記里夾著一張皺巴巴的便條，上面只有兩行字：“工人疾苦，立場問題。壓不得！”端端正正四個大字，清晰如昨。

工人疾苦、農民病痛、演員訴求——這些或大或小的聲音穿越官署走廊，直接送到最高領袖案前。毛主席善于傾聽，也敢于批評。1951年的那句“你不想干了打報告，我再找人”，不僅是一時震怒，更是對干部“躺平”心態的一針見血。歷史留下的，并非臨場的斥責，而是后來形成的制度與習慣——只要百姓還在寫信，干部就必須給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