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式現代化的田野觀察：政治極化撕裂與生活“低烈度震蕩”

2024年9月至今，我由復旦大學派出，赴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擔任復旦-加州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任期兩年。在此期間，我獲得了進行在地觀察的難得機會，多次赴美國各地展開田野調研。其中，2025年10月到12月，我受復旦-金光思想庫關于“推進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來自美國的經驗和教訓”項目的資助，有機會沿著美國西海岸到西南、再到南部腹地圍繞美國式現代化展開多州調研。

從加利福尼亞的創新走廊，到亞利桑那與內華達的城市增長帶，再到得克薩斯的產業與消費中心，繼而深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與阿拉巴馬等南方州份，在港口、園區、社區與大學之間穿行。一路看下來，美國式現代化的確有其值得研究與借鑒的制度性長處，也有在當下被集中放大的結構性矛盾。把美國的現代化經驗與其現實困境放在同一框架里對照，能更為清晰地看到其現代化的底層邏輯，包括市場如何被組織起來、社會如何自我運轉，以及當這些機制遭遇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時會發生什么。

2025年4月8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一架從芝加哥出發的美國聯合航空公司飛機正接近圣地亞哥國際機場。視覺中國 資料圖

市場的力量：一個“能跑起來”的國內統一大市場

在田野調研中我發現，美國式現代化最引人注目的經驗之一，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高度一體化、可快速聯通的國內統一大市場。這并非一句抽象口號，而是你在州際公路上、在物流園區里、在商場與社區消費場景中都能切身感受到的現實。

在加州，市場力量首先體現為良好的創新生態。無論是遍布灣區的科技企業集群，還是洛杉磯和圣地亞哥更偏應用與制造的產業分布，都表明創新并不只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更多是由資本、人才、大學、企業與市場需求在高頻互動中不斷“滾動”出來的。這里最有啟發的不是某一項具體技術，而是創新要素的流動速度：人能迅速在不同機構之間切換，技術能迅速找到商業化路徑，資本能迅速對新賽道做出定價。它像一臺高轉速的發動機，哪怕外部環境不確定，內部機制仍能推動新事物不斷出現。

到了亞利桑那與內華達，你會看到同一套國內大市場邏輯的另一面：人口與產業隨成本、氣候、政策與生活方式重新分布，城市增長帶在沙漠與山地間延展，物流、房地產、服務業與新制造相互牽引。鳳凰城一類城市的擴張并非偶然，它背后是跨州要素流動與企業遷移的市場選擇；而拉斯維加斯這樣以旅游會展和服務業見長的城市，則以高度市場化的供給能力，把流量轉化為長期的就業與消費鏈條。不同州的產業稟賦差異很大，但在統一大市場的連接下，它們被納入同一個巨大的分工網絡里，地方經濟的興衰往往與全國性需求和供應鏈位置緊密相關。

真正讓我對“國內統一大市場”感到直觀震撼的，是從得克薩斯一路駛向南部各州時在州際公路上看到的景象：幾乎不間斷的重型卡車、密集的物流干線與支線，以及圍繞高速路口展開的加油、餐飲、維修、倉儲與分撥中心。

2026年1月28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卡車運載集裝箱排隊進入奧克蘭港的一個泊位。視覺中國 資料圖

美國州際公路體系不僅是一套交通設施，更像一套經濟循環的“毛細血管”。它讓貨物可以在極低的制度摩擦與較高的時效穩定性下跨越州界，從而把分散的生產與消費凝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空間。這種市場一體化在得克薩斯表現得尤為充分。與加州的創新活力不同，得州給我的最大感受是旺盛的消費與強烈的擴張沖動：商圈的熱度、服務業的規模、人口的流入、產業園區的密度，都在強化一種經濟增長預期。在這里，市場不僅在配置資源，更在塑造社會心態——對未來的樂觀、對機會的敏感、對效率的偏好。這種心態當然有其代價，但它確實能在相當長時期內為經濟注入動力。

對中國而言，這一經驗的價值在于告訴我們現代化不僅要建市場，更要讓市場好用。統一大市場不是簡單的規模疊加，而是規則的統一、各類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全國范圍內的低成本交易與高效率連接。只有當企業能在全國范圍內順暢配置資源、在更大空間內競爭與創新，規模優勢才會轉化為效率優勢，再轉化為長期的綜合國力。

社會的獨立運轉：政治風暴之下的“日常秩序”

美國式現代化另一條值得觀察的經驗，是其社會治理與社會運轉的相對獨立性。換句話說，在政治層面高度極化、黨派斗爭尖銳，甚至出現政府“停擺”“關門”等現象時，社會并不會隨之全面失序。企業照常開門，學校照常授課，社區照常運轉，許多公共問題會由市場主體與社會組織通過自我協調來“補位”。

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與阿拉巴馬等南方州份的社區調研中，我更清晰地看見這種社會自組織能力的韌性。一方面，宗教團體、社區協會、慈善機構、行業組織等社會力量長期存在，并在具體事務上承擔了相當多的服務功能；另一方面，地方層面的公共服務體系與商業網絡深度嵌合，很多民眾日常所依賴的并不完全是聯邦層面的政策供給，而是更貼近生活的地方治理與社會網絡。這使得當宏觀政治陷入拉扯時，微觀生活仍能保持一種“低烈度震蕩”的穩定。

2025年11月15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在La Colaborativa食品分發處向排隊民眾分發食物。視覺中國 資料圖

當然，這種獨立運轉并不意味著政府不重要，而是意味著現代社會有多套并行的運行系統：政府提供規則與底線，市場提供效率與供給，社會組織提供補充性服務。當其中一套系統卡頓，另外兩套系統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擔壓力。正因如此，美國社會在面對政治極化、黨派惡斗甚至政府關門時，仍能維持基本秩序——至少在大多數人可感知的日常層面，沖擊被吸收、被分散、被延遲了。

對中國而言，這一觀察提示我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體系能否在復雜環境中保持韌性。政府治理現代化不僅要提升自身能力，也要讓社會主體有序參與，讓市場與社會組織在規則清晰的邊界內更好發揮作用，從而形成“多中心協同”的治理格局。強大的現代化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壓到單一主體身上，而是讓不同主體各司其職、彼此補位。

嚴峻挑戰：不平等、極化與分裂如何反噬現代化

然而，如果只看到市場效率與社會韌性而忽略美國當下的結構性困境，就會誤判美國式現代化的代價與風險。一路調研下來，一個愈發清晰的結論是：經濟不平等、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正在相互強化，并在多個層面反噬美國的治理能力與社會信任。

首先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長期累積，正在改變社會的機會結構。大城市與小城鎮、沿海與內陸、知識經濟與傳統產業之間的差距，使得不同群體對“同一個美國”的體驗完全不同：有人享受高薪崗位、優質教育與醫療資源，有人則在高房租、高通脹與就業不穩定中不斷被擠壓。當努力-回報的“美國夢”社會敘事被現實反復打斷，政治情緒就更容易走向對立與激化。因此，現代化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如果分配與保障機制跟不上，社會就會從共同進步轉向贏家通吃的緊張結構。

其次是政治極化把公共議題變成身份對抗。公共政策不再主要圍繞問題本身展開，而更像圍繞陣營忠誠進行動員；妥協被視為背叛，討論被簡化為標簽。極化不僅發生在選舉與國會，也滲透到教育、媒體、社區與家庭等微觀層面。你在不同州、不同城市所聽到的敘事往往彼此隔絕，像生活在平行世界。政治極化的代價，最終表現為制度的低效與治理的短期化，難以形成跨周期共識，難以推進需要長期投入的改革，遇到危機時更容易把問題政治化，從而錯失窗口期。

再次是社會分裂削弱了基本信任，而信任恰恰是現代社會的“潤滑劑”。當不同群體不再相信對方的善意、不再相信媒體的中立、不再相信制度的公平，社會協作成本就會飆升。于是，法律訴訟、行政對抗、輿論戰爭成為常態，社會在高摩擦中運行。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不信任會誘發以對抗求安全的心理，推動更激進的政治語言與更封閉的信息圈層，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當前面臨的這些挑戰并非孤立存在：經濟不平等提供了情緒燃料，政治極化提供了動員機制，而社會分裂則提供了持續對抗的土壤。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美國在面對基礎設施更新、教育公平、移民治理、公共安全、醫療成本等長期議題時，越來越難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續的政策組合。

換句話說，美國社會仍能運轉，但運轉的質量與方向正在受到結構性矛盾的牽制。

幾點思考：以比較視野理解現代化的“得”與“失”

調研的意義不在于簡單評判優劣，而在于把不同國家的現代化路徑放在比較坐標中，提煉可借鑒之處與需警惕之處。美國式現代化的經驗提醒我們：市場的力量與統一大市場的構建，能夠釋放規模、效率與創新動能；社會的相對獨立運轉，能夠在政治波動中提供韌性與緩沖。但美國當下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樣提醒我們，如果財富創造與公平分配脫節，如果公共議題被身份政治綁架，如果社會信任持續流失，現代化成果就可能被內部撕裂所消耗。

對中國而言，真正值得借鑒的，不是照搬某個具體制度安排，而是吸收其底層邏輯并與自身國情相結合：一方面，堅定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讓要素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讓競爭在更大空間中提升效率；另一方面，更加重視社會治理的韌性建設，在堅持有效治理的同時，鼓勵社會力量有序參與公共事務，形成協同共治格局；同時，也要把防范不平等擴大、避免社會撕裂、維護基本信任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長期任務，因為這決定了現代化能否真正走得遠。

從加州到南方諸州的這段行程，讓我對現代化有了更具體的理解：它既是經濟效率的提升，也是社會結構的重塑；既需要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推動創新與增長，也需要治理與共識這套“看不見的黏合劑”維系團結與穩定。把美國當下的經驗與困境作為鏡鑒，我們或許更能把握一個關鍵事實：現代化不僅要跑得快，更要跑得穩；不僅要做大蛋糕，更要守住社會的基本共同體。只有這樣，中國式現代化才能既有速度，也有溫度。

（王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復旦-加州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