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學研究的整體性視野

在通常所說的“現代文學三十年”當中，全面抗戰爆發之后的時期不同于以往的一個根本性特征，就是在戰爭環境的制約下形成了解放區、國統區和淪陷區的不同區域劃分。抗戰文學研究一直以來也是沿著從整體性到區域性和特殊性的思路逐漸精細分化的，圍繞著諸如大后方文學、各地方抗戰文學等研究對象分別展開。然而，文學不是機械的被動存在，而是一個能夠超越物理環境的限制、按照自身內在規則建立理想的世界，引導社會歷史走向未來“應有目標”的實踐裝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打破通行的研究框架，意識到條塊分割背后存在的整體性關聯，才能推動抗戰文學研究走向深入，真正理解抗戰文學的歷史特征和偉大意義。

共時性的跨區域視野

中國抗戰文學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動態歷史過程。全面抗戰之后的區域劃分也是隨著戰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才逐漸形成和穩定下來的。不同區域的劃分恰好是相互交流的結果，而不是前提。所以，基本的歷史事實就是：解放區與國統區文學之間一直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互動。全面抗戰爆發初期，解放區的物質條件還比較匱乏，缺少必要的印刷出版條件，大量作品就發表在《救亡日報》《新華日報》《抗戰文藝》《七月》《文藝陣地》等大后方報刊上。蕭乾、楊剛主持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丁玲、劉白羽、嚴文井、吳伯簫、何其芳等人的大量作品。

抗日戰爭不僅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戰爭，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抗戰文藝運動與東南亞地區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文藝運動構成了一個密切關聯的歷史整體。郁達夫、胡愈之、王瑩等人在馬來西亞以及張光年等人在緬甸的文藝活動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發生在海外的抗戰文藝活動也和梁啟超在橫濱倡導“新小說”、聞一多等人在美國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活動的歷史實踐一樣，指示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外部邊界，提醒我們從“現代文學”之“外”來認識和理解“現代文學”的必要性。沒有“外”就無法確定“內”，反之亦然。

即便退回到“解放區文學”之內，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筆名“莎寨”的作家王博習，就曾出現在宇堂的《太行文聯回憶鱗爪》、劉藝亭等人主編的《冀南文學作品選》等不同研究中。實際上，每一種研究都只提到了他的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這幾種研究的相關內容合起來也并非“莎寨”的全貌。理由很簡單：他更多的作品并不是發表在根據地的報刊上。而像王博習這樣的作者還遠不止一個。

所以很顯然，只要不是簡單地從“誰來寫”的角度看問題，而是把文學當作一個由作者、讀者和出版等環節共同構成的社會歷史現象來看待，承認文學史就是作品被讀者接受、從而產生相應社會效果的歷史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這種超越了區域限制的整體性關聯，才是抗戰文學之為抗戰文學的歷史力量之所在。把研究對象限制在狹小的區域里，也就限制了它真正的歷史力量。

歷時性的歷史視野

與共時性的橫向視野拓展相對應的另一面則是歷時性的歷史視野，至少在從晚清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個完整的歷史時段之內來理解相關問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型以及作為一種有著自身歷史內涵的“現代文學”的最終確立，既是推動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重要力量，又是這個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這個大轉型的完成，中國文學也從古代亞洲（尤其是東亞）的“漢文學”轉化成現代中國的“現代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成員。宏大的歷史結構當然不可能像數學公式那樣，精確地決定“現代文學”的每一個歷史細節。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文學”也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中發揮著自身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抗戰文學當中的不少思潮和現象，只有放在這個相對完整的大歷史視野里才能得到恰當的解釋。比如，當時匯集在西南聯大的聞一多、馮至、林同濟、沈從文、李廣田等人不約而同地強調“力”的重要性，主張“力”優先于“德”。研究者通常只關心這股社會文化思潮的外來影響以及它和全面抗戰時期的共時性歷史語境之間的交互關聯。但如果我們注意到同時期的大量文學史事實，注意到晚清愛國知識分子當中流行的尚武精神和游俠意識以及五四時期對“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深切關注等現象的話，就會發現這股社會文化思潮其實是晚清以來的中國思想界一股持續不斷的重要思想脈流的一次集中爆發，而不宜當作孤立的個案來對待。把晚清的“尚武”思潮和戰時中國大后方知識分子當中這股“尚力”的社會文化思潮聯系起來，會得出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認識。

站在“現代文學”內部，不少作家的抗戰文學活動顯然也應該被拉入更長的歷史視野，和他們早期的成長經歷聯系起來，以便更好地理解作為一種普遍歷史現象的抗戰文學。如果相關作家之前沒有豐富的經驗，抗戰文學也就不可能在九一八事變后迅速興起，并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后發展成為一種席卷全國的歷史現象。例如，綜合老舍的自述和創作實績來看，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后，他立即全身心投入抗戰文學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清末的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切膚之痛，推動著老舍投身到了全民抗戰的歷史洪流中。再如，郭沫若、郁達夫、馮乃超等創造社成員在抗戰時期的歷史選擇，雖然離不開政治力量的組織與推動，但他們早年以“弱國子民”的身份在日本留學期間遭受的屈辱體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歷史選擇。

考慮到任何一種文學活動總是與特定的讀者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歷史現象，從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廣大的中國讀者和作者在連續不斷的屈辱經歷中累積起來的民族感情是抗戰文學得以發生和興起的厚實土壤。如果忽略了共同的民族情感這個內在維度，僅從外部社會歷史事件推動這個單一的角度出發，就難以做出令人信服的闡釋，無法理解抗戰文學和中國的現代命運之間難以分割的血肉關聯，也理解不了“現代中國”的“現代文學”，而只能被個別的、零散的研究對象封閉在狹小的空間里。

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入手，打破專門化和精細化的人為藩籬，站在寬闊深厚的整體性視野之中來討論抗戰文學，不僅可以重塑我們對抗戰文學的認識，也有助于推動我們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新理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李劼人年譜長編研究”（25BZW1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