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談｜高市早苗的“危機大選”：成就強人政權還是開啟崩塌之路

當地時間2026年2月4日，日本京都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選舉中為自民黨候選人拉票。 視覺中國 圖

2026年1月23日，高市早苗以孤注一擲的姿態，動用首相權限強行解散眾議院。這場繞過黨內傳統協商機制、充滿“官邸主導”色彩的閃電選戰，將于2月8日投開票。

本屆選舉是后安倍時代自民黨內部結構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顯露，也是一場打破日本戰后政治慣例的“危機博弈”。高市早苗正試圖通過挑動鄰國關系、營造安全焦慮的“危機政治”，將自民黨的權力邏輯從基于派閥均衡的黨內推舉轉向在民粹主義煽動下的偽裝“民意授權”。高市通過“特赦”40余名黑金丑聞議員，計劃收編原安倍派保守議員，借助選舉之機，在自民黨黨內建立“高市體制”。試圖通過挑動鄰國矛盾、制造安保焦慮，將民意導向激進的民粹主義，從而對沖公眾對“黑金政治”的憤怒，遮掩現實中解決日本社會病癥的乏力。

2月8日大選后的日本政局，自民黨與維新會執政聯盟在形式上有望維持眾議院多數，但高市政權只是進入數字上的“多數穩定”執政，卻無法掩蓋高市政權正滑向“慢性死亡”的底色。在這場豪賭背后，日元匯率的震蕩、自民黨與維新會執政聯盟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官僚體系的隱性抵抗，預示著自民黨正滑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失衡深淵。

“危機博弈”的邏輯

高市早苗并非出身政治世家，這在講究血統的自民黨內本是弱勢。她的崛起完全依賴于對“安倍政治”衣缽的繼承。自上臺以來，為了擺脫黨內長老層的牽制，構建真正的“高市體制”，她必須獲得原安倍派勢力的忠誠支持，進而完成從“理念型政治家”向“保守陣營唯一代言人”的跨越。

本次大選，她的核心意圖是繞過黨內大佬，直接從民眾手中獲取“總統式”的授權。一旦自民黨在大選中實現單獨過半，她將擁有壓制黨內反對派、強推修憲擴軍的絕對話語權。因此，高市早苗以犧牲自民黨整體的政黨形象和城市選民支持為代價，拋棄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黨，對深陷黑金丑聞的原安倍派議員的“全員特赦”。

萩生田光一、西村康稔等40余名涉案政客重獲黨內推薦資格。這實質上是將“黑金派閥”改造成了“高市近衛軍”。這并不是高市對于安倍的“報恩”而是看重這些議員背后擁有穩固“后援會”網絡的現實算計。

高市深知自民黨無法實現與“黑金政治”的完全切割，日本國民的憤怒已經在石破政權時期的選舉中充分顯現，如果本次大選前的輿論像上屆一樣聚焦于政治倫理，批判黑金政治，勢必遭遇“中道改革聯合”的沖擊。

因此，高市上臺以來，始終在臆造所謂的“存亡危機”，通過激進的涉外言論強化國家主義敘事，利用執政初期的“蜜月期”高支持率，在國會未及質詢、預算未及審查的空窗期突襲解散，壓縮“中道改革聯合”的整合空間。

她以人為制造“危機”的緊迫感誘導輿論將公眾對“黑金丑聞”的撻伐轉化為對“國家生存”的關注。迫使日本國民在“道德審判”與“國家安全”之間做出一項被誤導的抉擇。

權力豪賭與代價

然而，高市的“勝負手”正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她通過特赦黑金丑聞議員穩固了自己的組織基本盤，卻以犧牲自民黨整體的政黨形象為代價。這種保“高市個人成功”還是保“自民黨整體利益”的路線分歧，正在選舉一線引發連鎖反應。

第一，自民黨基層動員邏輯的徹底崩塌： 高市果斷拋棄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黨，轉而與日本維新會合流，無疑是一種飲鴆止渴的盲動。自公聯合執政時代的選民基礎的結構性互補，轉變為自維聯合執政時代的存量博弈。

以關西地區（大阪、兵庫）為例，自民黨與維新會的選民階層高度重疊，長期以來，大阪自民黨的動員口號就是“反維新”，如今被迫合作，這無疑是對自民黨地方議員的背叛。而在東京、神奈川等城市激戰區，失去公明黨與創價學會的地方選舉支持，將不可避免的在部分地區陷入選舉動員混亂。維新會其“反建制”屬性極易激怒傾向穩定的中產階級。

日本維新會并非溫良的伙伴，該黨采取的“閣外合作”戰略，本質上是 “寄生并替代”，利用選舉持續收割自民黨流失的選票，從而使自身沖破關西的限制成為全國性政黨。

第二，自民黨黨內大佬的“冷眼旁觀”：高市這種高度官邸主導、無視派閥協商的做法，已經讓黨內大佬心生警覺。

麻生太郎被視為高市政權的“造王者”，其派系資源在高市上臺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麻生的態度正從“默契支持”轉向“戰略觀望”。

石破茂明確批評高市路線，在這次選站中極力打造自己是地方創生代言人的形象，在地方選區為非高市嫡系但具備穩健形象的候選人站臺，穩步集結溫和派，等待高市觸礁后的權力真空。

岸田文雄的低調蟄伏更為陰冷，他深知高市的激進路線在面對專業官僚體系時必將四處碰壁，他只需等待“回歸常態”的契機。

菅義偉雖然退出選舉，但是他在1月27日公開喊話，要求自民黨“必須信守與維新會的承諾”，這實際上是給高市戴上了沉重的枷鎖。

第三，“高市經濟學”的弱點與日元信譽的脆弱：如果說政治失衡尚可縫補，那么“高市經濟學”引發的金融震蕩，則可能從底層邏輯上摧毀高市政權的根基。

“高市經濟學”作為強化版的“安倍經濟學”，是以大規模財政投融資、積極的貨幣寬松和尖端國防、科技產業戰略為核心，旨在通過政府主動干預實現經濟安全、高通脹預期和技術自主，而非單純依靠市場自由調節。

為落實“高市經濟學”，需要日本銀行與財務省在政策目標上實現高度同步。高市早苗主張將經濟決策責任收歸政府，央行與財務省需轉向以“增長優先”為導向的配合模式。

這種“大財政+寬松貨幣”的組合必然要求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貶值，這種邏輯正遭遇國際金融市場的“定點狙擊”。目前的國際輿論正將高市定性為“民粹主義政權”，市場擔憂高市政策可能重演英國前首相的“特拉斯時刻”，引發市場恐慌，導致股債匯三殺（所謂“特拉斯時刻”是指政府推行缺乏財源支撐的大規模財政擴張如減稅、增支，導致市場喪失信心，進而引發債、匯、股三殺的金融崩盤）。因此，今后日本的財政預算審議就是高市政權的“命門”，日本財務省與央行必須在“推動增長”與“維持市場信心”之間走鋼絲。

3月國會預算審議危機

2月提前大選導致的預算審議中斷與啟用黑金政治議員是高市政權的軟肋。鑒于新國會最早要到3月才能運作。留給審議總額高達122.3 兆日元（約 7850 億美元）的史上最高年度預算的審議時間極為緊迫。如果4月1日前預算不能通過，日本將陷入“臨時預算”的尷尬。

在日本憲政實踐中，臨時預算的功能高度克制，主要用于公務員工資、基本行政運轉、已有法定支出的最低履行。由于臨時預算無法支持食品消費稅減免等大規模新政，3月的預算安排無疑將成為對高市政權兌現能力的巨大考驗，一旦年度預算無法通過審議，被迫執行臨時預算。高市對選民承諾的“大選大禮包”將面臨延期甚至落空的風險。與此同時，在安保領域，在缺乏新財源，預算高度緊張情況下，高市試圖提前實現2%防衛費目標的計劃，也將面臨黨內穩健派和財務官僚通過“分期兌現、結構調整”等立法技術進行的漸進化“閹割”。

屆時，高市越想有所作為，她就越需要維新會在國會的每一張贊成票，都必須用自民黨的“傳統利益”甚至“政黨尊嚴”去交換，而維新會每一張票的標價，都在為自己的政治綱領“大阪副首都化”到“削減國會議席”加碼。自民黨與維新會的政治議程設置權將向合作方轉移，更何況高市早苗在處理“黑金丑聞”上的妥協，是政權的污點。維新會站在政治道德的制高點，可以隨時聯合在野黨以再審“黑金丑聞”的方式拿捏自民黨，直至要求高市讓出政治議程的主導權。

飲鴆止渴與高市政權的“慢性死亡”

高市早苗試圖通過一場“危機大選”，利用安倍的遺產，構建一個強人政權，但她所破壞的平衡遠比建立的秩序多。失去公明黨的牽制，卻引入了意圖“反向吞噬”自身的維新會；贏得了原安倍派的效忠，卻給予了他黨拿捏自己的把柄，播下了黨內分裂的種子。自民黨正在走向一個史無前例的失衡狀態。

2月8日之后的日本政壇，將不再是簡單的朝野對壘，而是一個權力高頻摩擦、政策極易架空、金融極度脆弱的動蕩期。高市體制的“高光時刻”，或許正是其崩塌的開始。

（王鵬飛，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暨區域國別研究院講師、智庫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王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