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因五毛錢對不上賬，石來發跑到廣州，曾志：你不能有問題就躲

1964年盛夏的廣州，東風路附近的變電站剛完成檢修，悶熱與焦躁在配電房交織。午后，負責巡線的工人剛匯報完負荷數據，站在旁邊的曾志卻沒立刻開口夸獎，而是望著門口來回踱步的年輕人——石來發。她感覺不對勁：這孩子第二次來廣州，卻顯得格外心虛。

石來發性子本不怯場。當年第一次來見生母，一身粗布衣也站得筆直。可這回，一句“媽，我想留下來”含糊不清。曾志沒急著追問，先把人安頓在機關招待所，讓他洗了個澡吃了碗米粉。飯桌旁，她漫不經心地問了句：“村里今年分紅核算得怎么樣？”石來發筷子一頓，眼神飄開。謎底至此揭開：五毛錢賬目對不上，他怕戴上“四不清”帽子，一路躲來省城。

話題至此折回1928年。那年冬，井岡山槍聲不斷，26天產后虛弱的曾志被迫把襁褓里的長子寄養給紅軍副連長石禮保。石家取名“來發”，盼孩子平安興旺。石禮保夫婦先后戰死，孩子被外婆攬進懷里，用紅薯干和糙米把命拉扯大。井岡山山高路遠，信息閉塞，孩子對親生母親的概念近乎空白。

1952年夏，曾志調任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書記。西村發電廠轟鳴不斷，她幾乎把辦公室搬進廠區。沒有電氣專業底子，曾志翻完夜班記錄再翻技術圖紙，連熬三夜也咬牙頂住。她對同事說得輕描淡寫：“得先把電的脾氣摸熟。”可真正牽掛她心弦的不是頻率波動，而是那個早產的孩子如今是否安好。

當年10月，慰問團從井岡山帶來消息：石來發已成家立業，仍在山里務農。組織幫忙聯絡，母子在武漢中南工業部第一次相認。見面那刻，曾志紅了眼眶，聲音發顫：“孩子，苦了你。”石來發靦腆，只回了句：“外婆過得還行，您不用掛念。”短短幾天相聚，他堅持要返回山里——理由樸素：地要種，老人要養，媳婦還在等。他沒讀過書，卻懂得“良心”二字比城市戶口更值錢。曾志未作強留，反而給了五十斤化肥票，笑道：“拿回去，多打點糧。”

十二年過去，國家農村干部清查財務，“四不清”風聲緊。井岡山牙祭隊里那本小賬簿，竟讓石來發夜不能寐。“只差五毛，本可自掏腰包補上。”可他心里明白，若真補了就是作假。左右為難，索性南下逃避。自以為有省委大干部的親媽，船到橋頭自然直。

曾志聽完來龍去脈，只淡淡一句：“有問題回去講明白，這里不是避風港。”接著連夜打電話給井岡山公社財務股長，請對方停下追責，等當事人回去解釋。石來發臉漲得通紅，小聲嘟囔：“真要回？”曾志抬眼，“去。”這一字說得堅決，沒留余地。

石來發第三天便踏上返鄉火車。列車轟隆穿過贛南丘陵，他揣著母親塞給他的14元旅費，攥得發皺。腦子里回蕩一句：“革命后代不是躲事的人。”到村后，他主動找到清查小組，說明原委：對賬時誤把采購單的零頭翻錯頁，實物并未缺失。他自愿寫檢查，補足程序。公社書記拍板：問題性質一般，批評教育即可，撤銷“重點審查”標簽。

廣州那頭，曾志像往常一樣早七點到廠區巡視。西村鍋爐剛添完煤，她站在配電盤前記錄數據，順手把石來發寄回的兩封信塞進衣袋。第一封道歉，第二封說賬目已核清，“請您放心，我沒掉鏈子。”紙短情長，卻讓曾志露出少見的笑。

細究曾志的決斷，與早年遭遇脫不開。1927年春，她在衡陽農協租界的秘密聯絡點與夏明震那場突如其來的婚姻，幾乎是“流言裹挾”下的被動選擇。她年僅十六，卻被動卷進成人世界的喧囂。這段往事給她兩個結論：一是名聲易毀難復，二是做人得敢當。也正因此，她對兒子只有一個要求——直面問題。

1978年，石來發擔任了村革委會副主任。那時，他逢人就提母親曾志的那番話：“干部先得把自個兒賬弄清，再去管別人。”村里開社員大會，有人把五毛錢的舊事拿來當笑料，他并不尷尬，只回一句：“虧得那五毛，讓我學會不躲賬。”

回到1964年那趟廣州之旅，如果曾志沒有把兒子攆回去，結局或許完全不同。干部“四不清”問題在隨后兩年愈查愈嚴，躲避只會讓事態惡化。曾志用一次“硬推”守住了兒子的人生，也守住了她認定的底線——革命家庭決不能讓規矩失聲。

身居高位容易，知進退最難。不少老同道評價曾志，先說脾氣倔，再說胸襟闊。她認孩子，也認原則；保兒子，也保紀律。石來發最終靠自己脫了險，這背后既有母愛的推手，更有當年井岡山土壤里生出的那份誠實勁。

歷史場景定格在廣州西村發電廠的廠房外。傍晚余暉透過鋼窗灑在地面，鑄出長長影子。曾志合上當天巡檢記錄簿，抬頭望著高聳的煙囪，沒有多余感慨。只是輕輕把筆別回胸前口袋，轉身步入漸暗的廠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