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得志執掌濟南軍區18年，期間政委換了四位，他們分別是誰呢？

1973年12月的一場大霧里，火車汽笛長鳴，楊得志離開了在山東相伴十八年的營房，赴任新的戰位。車窗外的黃河漸遠，他的思緒卻在倒帶：當年初到濟南，身邊的政委還是江西老鄉舒同；而今，四位搭檔的身影已被定格在記憶深處。回望這條不算平坦的路，既是個人履歷，也是新中國軍政體制一次次摸索的縮影。

1955年10月，濟南軍區掛牌，時任四十二歲的楊得志戴著少將軍銜到任。山東戰后百廢待興，軍事指揮系統與地方建設交錯，他肩頭的擔子不輕。那年冬天他收到任命電報，一句“務必確保華東門戶安然”，讓人睡不踏實。好在第一位走來的搭檔讓他心里有底，這人就是有“黨內一支筆”之稱的舒同。

“楊司令，咱得先把兵心穩住。”舒同落座后只說了一句，卻擊中了要害。1955年至1960年，兩人像老友又像戰友：一面抓訓練，一面同省委對口，軍地建制磨合見成效。舒同的書法灑脫，行軍途中也不離毛筆，“臨池不輟”四字，被戰士們當成口號寫在操場邊。五年里，濟南軍區初具規模，戰備演習成系列，舒同功不可沒。1955年授銜，他佩戴上了中將肩章，與書法一道，成為士兵津津樂道的“亮眼組合”。

1960年局勢突變，舒同調任北京。取而代之的是出身黃埔四期的曾希圣。與筆墨情懷不同，他的名片寫著“情報”，暗線才是舞臺。上任伊始，這位湖南人就拿出厚厚一本情報網名冊，請示楊得志：“這些線還得養著，它們有用。”果然，沿海偵察、反滲透、保密教育，處處見成效。曾希圣軍銜亦為中將，但在濟南軍區只短暫停留兩年便調往北京，留下一句玩笑：“我在暗處，你在明處，配合得還行吧。”

1962年秋，譚啟龍抵達濟南。此前他已在安徽農村摸爬滾打多年，地方口碑甚佳。楊得志與他第一次并肩檢閱部隊，譚啟龍故意放慢腳步，邊走邊與士兵聊天，“娃子們，槍不離手，地氣也別丟！”這種接地氣的作風讓緊張的軍心松弛下來。毛主席對譚啟龍有知遇之情，雖無軍銜，卻聲望甚高。三年間，他主持政治工作，拆掉機關高墻，把干部推向哨所與工地，士兵說：“政委跟我們一個鍋里舀飯，心里亮堂。”濟南軍區的戰備普訓因此多了股濃烈的群眾味。

1965年，津浦線的呼嘯聲中，王效禹走馬上任。與前任不同，他從地方到軍隊，帶著治大省的習氣。最初，楊得志迎新同僚，熱情周到，怎奈兩人治軍理念南轅北轍。王效禹偏愛行政管控，常用“一紙紅頭文件”統兵；楊得志卻信奉“軍事干部先上戰場后進會議室”。時間一長，矛盾公開化：一個抓戰備，一個忙事務，訓練節奏屢被耽擱。1969年初春，中央經過調查，決定免去王效禹的軍區政委職務。山東兵心復歸整齊，但新的政委遲遲未補。

沒有政委，怎么辦？中央干脆讓楊得志兼。軍政雙肩挑，旁人擔心他分身乏術，他卻沉穩應對。戰備、民兵、三線建設、抗洪救災，他樣樣親臨一線。1969年至1973年間，濟南軍區被外軍情報部門評價為“華東最難撬動的堡壘”，這背后就是楊得志的身影。有人感慨：“這位43歲就當兵團司令的將軍，再次證明了自己不止會打仗，還能管好一個大區。”

回頭看那四位先后與他搭檔的政委，各有本事：舒同善筆能文，重黨性；曾希圣精情報，握暗鑰；譚啟龍貼地氣，會得民；王效禹長行政，終因性格失之交臂。不同的風格，映照出軍區從草創到成型的各個階段，也映照出新中國軍政體制在曲折中完善的軌跡。

至于楊得志本人，自紅軍時期的“先鋒團長”到濟南“十八年司令”，再到武漢軍區的新崗位，他始終保持一個習慣：隨身帶著小本子，把新條例、地方社情隨手記下。老戰士說，那本本子掉色了三層封皮，字跡還密不透風。或許正是這種“不放過細節”的勁頭，讓他在風云變幻的歲月里穩穩站住腳。

列車駛過長江大橋時，遠處燈火點點，江風撲面。有人問他對山東還有何牽掛，他搖頭笑道：“換個地方繼續沖鋒，沒時間多想。”這回答未必驚天，卻足夠真切。十八年四任政委，紛至沓去，而他始終如一——這便是楊得志的山東歲月賜予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