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親家公邀我過年，我不愿去，兒媳發來消息：親上加親不好嗎

臘月二十六，我正在陽臺上修剪那盆養了十年的君子蘭，手機響了。是個陌生號碼，歸屬地顯示是鄰市。

“喂，老林啊，是我，周建國。”電話那頭的聲音帶著老年人特有的沙啞，還有些許局促，“沒打擾你吧？”

我手里的剪刀頓了頓。周建國，我親家公，兒媳周雨的父親。我們上次見面還是三年前，在兒子林浩的婚禮上。那時他是個神采奕奕的退休教師，說話做事都透著知識分子的講究。不像現在，電話里的聲音聽起來蒼老了許多。

“周老師，您好。”我放下剪刀，盡量讓聲音聽起來自然，“有什么事嗎？”

“是這樣的，”他頓了頓，“今年過年，家里就我一個人。雨兒和林浩說他們要去三亞度假，初二才回來。我想著...想著你要是一個人，不如來我家過年？我們兩個老家伙，也能做個伴。”

我愣住了。去親家公家過年？這算哪門子事？

“這...不太合適吧？”我斟酌著措辭，“您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還是習慣在自己家過年。”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他說：“老林，我知道這個邀請可能有點唐突。但我聽說...你也一個人？”

我心里一緊。是的，妻子去世五年了，兒子結婚后搬出去住了，這房子確實就我一個人。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不代表我就需要去別人家過年。

“周老師，我一個人挺好的，清靜。”我說，“您的好意我真的心領了。”

“你再考慮考慮。”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急，“我家離你那兒就一個小時車程，我準備了不少年貨，一個人也吃不完...”

“真的不用了。”我打斷他，“謝謝您。”

掛斷電話后，我重新拿起剪刀，卻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君子蘭的一片葉子被我剪歪了，心疼了好一會兒。

和周建國的關系，一直是個微妙的話題。三年前的那場婚禮，與其說是兩個家庭的結合，不如說是一場小心翼翼的平衡游戲。周家是書香門第，周建國退休前是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妻子是醫生，可惜早逝。我們家是做生意的，我開了家建材店，妻子去世前是家庭主婦。

婚禮上，周建國致辭時引經據典，從《詩經》說到《禮記》，文化人的架子端得十足。我的致辭就簡單多了，只說希望兩個孩子幸福。我能感覺到，他看我的眼神里，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隔閡。

婚后，這種隔閡依然存在。偶爾家庭聚會，周建國總是談論文學歷史，而我插不上話。他兒子林浩倒是圓滑，會在中間調和，但那種距離感，像一層透明的玻璃，看得見，穿不過。

晚上，兒子林浩打來電話：“爸，周叔叔是不是給你打電話了？”

“嗯，讓我去他家過年。”

“那你怎么想？”林浩問，“其實我覺得挺好的，你們兩個老人做個伴。我和雨兒初二就回來，到時候咱們一起聚。”

“不合適。”我直截了當，“我去親家公家過年，這算怎么回事？”

“爸，都什么年代了，還講究這些。”林浩不以為然，“周叔叔一個人也孤單，您也是一個人，湊一起過個熱鬧年，多好。”

“好什么好。”我說，“你不懂。”

我的確不懂。為什么周建國突然這么熱情？為什么林浩這么積極撮合？這里面總讓我覺得有些不對勁。

兩天后，兒媳周雨發來微信消息，是一張照片——一桌子豐盛的菜，中間擺著一條大魚。配文：“爸，我爸爸準備了一桌菜，說要請你過來嘗嘗他的手藝。您就過來吧，親上加親不好嗎？”

親上加親。我看著這四個字，心里像被什么東西刺了一下。

在我的認知里，親家之間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太近了容易生嫌隙，太遠了又顯得生分。最好就是逢年過節走動走動，平時各自安好。這種邀請去對方家過年的提議，已經越過了我認為的安全距離。

更重要的是，我有我的驕傲。妻子去世后，我把建材店交給店長打理，自己過起了半退休的生活。每天早上公園遛彎，下午茶館下棋，晚上看看電視。孤獨嗎？有時候是。但我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節奏，習慣了這個充滿回憶的房子。

去別人家過年，哪怕那是親家，也讓我感覺自己像個需要被收留的可憐人。

我回復周雨：“謝謝周老師的好意，但我真的不過去了。祝你們在三亞玩得開心。”

消息剛發出去，周建國的電話又來了。

“老林，”他的聲音比上次更加懇切，“我知道你在顧慮什么。是覺得我這個邀請太突兀了，對吧？”

我沒說話。

“其實...其實我有些話想跟你說。”他頓了頓，“電話里說不方便，所以想請你來家里坐坐。不只是過年，就是...就是想跟你聊聊。”

“周老師，有什么話電話里說也一樣。”我保持著距離。

“不一樣。”他的聲音突然低了下去，“老林，我...我查出肺癌了，晚期。”

剪刀從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醫生說我最多還有半年。”周建國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讓人心疼，“我沒告訴雨兒，怕她擔心。她媽走得早，這孩子表面堅強，其實脆弱得很。”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么。

“老林，我這一輩子，教書育人，自認為活得明白。”他繼續說，“但真到了這個時候，才發現有很多遺憾。其中一個，就是沒跟你這個親家好好相處。”

“周老師...”

“聽我說完。”他打斷我，“我知道你一直覺得我清高，看不起你們做生意的。其實不是，我是...我是不知道該怎么跟你相處。我們不是一類人，我教書，你做生意，聊不到一塊去。所以我就干脆少說話，結果反而讓你誤會了。”

我握著手機，手心里全是汗。

“老林，我們都是當父親的人，都希望孩子好。”他的聲音有些哽咽，“林浩是個好孩子，對雨兒好，對我們周家也好。我很感激你，培養出這么好的兒子。所以，在走之前，我想跟你這個親家，真正地、好好地坐一坐，說說話。不是以親家的身份，而是以兩個老男人的身份。”

我閉上眼睛，妻子去世前的畫面突然涌上心頭。她拉著我的手說：“老林，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別老是一個人悶著。”

“周老師，”我終于開口，“你等我，我收拾一下，明天過去。”

那個年三十的早晨，我提著一個行李包出門了。包里裝著一瓶珍藏多年的茅臺，一些我從常去的茶莊買的頂級龍井，還有妻子生前最愛吃的桂順齋糕點。

開車去鄰市的路上，我想了很多。關于生命，關于尊嚴，關于那些我們因為驕傲而錯過的連接。

周建國的家在老城區的一個教師家屬院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凈，書架上滿滿當當全是書。他開門時，我幾乎沒認出他來——比三年前瘦了一大圈，臉色蒼白，但眼睛依然有神。

“老林，快進來，外面冷。”他側身讓我進門。

屋子里暖氣很足，餐桌上已經擺了幾個涼菜。廚房里飄來燉肉的香味。

“你先坐，我還有個湯在鍋里。”他說著就要往廚房去。

“我來吧。”我脫下外套，“你休息，廚房的事我熟。”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好，今天就嘗嘗你的手藝。”

我在廚房忙活時，他站在門口看著。我燉了一鍋紅燒肉，炒了幾個拿手菜。妻子在世時，我是家里的主廚，她說我做的菜有“鍋氣”。

“看不出來，你還會做飯。”周建國說。

“做生意前，我在飯店干過兩年。”我一邊翻動著鍋里的菜一邊說，“那時候為了學手藝，沒少挨師傅罵。”

“難怪林浩說你的紅燒肉是一絕。”

飯菜上桌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我們面對面坐下，周建國開了我帶來的茅臺。

“來，老林，咱們喝一杯。”他舉起酒杯，“為了...為了我們遲來的這頓飯。”

我們碰杯，一飲而盡。酒很烈，從喉嚨一路燒到胃里。

“周老師，你的病...”我斟酌著開口。

“叫我老周就行。”他說，“病的事，順其自然吧。七十歲了，不算短命。就是放不下雨兒。”

“林浩會照顧好她的。”我說。

“我知道。”他點點頭，“但我總想，要是我能多陪她幾年該多好。看她生孩子，當外公...”

他的眼圈紅了。我也想起了妻子，她走的時候，也沒能等到抱孫子。

“老周，”我第一次這么叫他，“醫生怎么說？真的沒辦法了嗎？”

“晚期了，擴散了。”他苦笑，“化療了幾次，罪沒少受，效果不大。我想通了，剩下的時間，怎么舒服怎么過吧。”

我們沉默地吃著飯。紅燒肉燉得很入味，肥而不膩。周建國吃了好幾塊，說這是他這幾年吃過最好吃的紅燒肉。

飯后，我們坐在陽臺上喝茶。冬日的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暖洋洋的。

“老林，其實我一直想問你，”周建國看著窗外，“你怪不怪我？在婚禮上說了那么些文縐縐的話，讓你難堪了。”

我搖搖頭：“不怪。我知道你是文化人，那是你的表達方式。”

“可我當時確實有點賣弄的意思。”他坦白，“覺得你們做生意的，不懂這些，就想顯擺顯擺。現在想想，真幼稚。”

“我也沒好到哪去。”我說，“我當時覺得你瞧不起我，所以也不愛跟你說話。咱們倆啊，都太要面子了。”

我們都笑了。笑聲中，那些隔閡像陽光下的冰，一點點融化。

“老林，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周建國突然嚴肅起來。

“你說。”

“等我走了，雨兒就只剩你們這些親人了。”他看著我，“那孩子看起來獨立，其實心里敏感。她媽走得早，我又一直忙工作，沒給夠她陪伴。如果...如果以后她有什么做得不對的地方，你多擔待。”

“你放心，”我握住他的手，“雨兒是我的兒媳，也是我的女兒。我會把她當親生女兒一樣疼。”

他點點頭，眼淚終于掉了下來：“謝謝，老林，謝謝你。”

那天下午，我們聊了很多。聊各自年輕時的經歷，聊養孩子的不易，聊對生死的看法。我發現，褪去“語文老師”和“建材店老板”的外衣，我們其實是兩個很相似的老頭——都愛面子，都疼孩子，都害怕孤獨，都在生命的后半程學習如何與失去和解。

傍晚，我們一起包餃子。他搟皮，我包餡。他搟的皮又圓又勻，我包的餃子個個挺立。

“你這手藝可以啊。”我夸他。

“當了三十年班主任，每年元旦都跟學生包餃子，練出來了。”他笑著說。

餃子下鍋時，窗外響起了鞭炮聲。夜幕降臨，萬家燈火。

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看春晚，雖然節目一年不如一年，但那種氛圍還在。看到小品時，我們一起大笑；聽到老歌時，我們一起哼唱。

午夜鐘聲敲響時，周建國舉起酒杯：“老林，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老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親上加親”的真正含義。不是血緣的疊加，不是形式的捆綁，而是兩個原本陌生的人，因為愛著共同的人，而選擇彼此靠近、彼此理解、彼此扶持。

那個春節，我在周建國家住了三天。我們一起做飯、下棋、散步、聊天。我看到了他藥箱里滿滿的止痛藥，看到了他咳嗽時背過身去的隱忍，也看到了他談起女兒時眼里的光。

初三，林浩和周雨從三亞回來了。看到我們兩個老頭坐在沙發上喝茶聊天，他們都愣住了。

“爸，你們...”周雨睜大眼睛。

“我們處得挺好。”周建國笑著說，“你公公的紅燒肉，比你媽做的還好吃。”

周雨看看父親，又看看我，眼圈突然紅了：“謝謝爸。”她是對我說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正月十五那天，周建國住進了醫院。我和林浩、周雨輪流陪護。四月底，在一個陽光很好的早晨，他安靜地走了。走前最后一句話是對我說的：“老林，謝謝你那個年。”

葬禮上，周雨哭成了淚人。我抱著她，像抱著自己的女兒。林浩站在一旁，紅著眼睛，握著我的手。

如今，又是一年春節將至。周雨早早就打來電話：“爸，今年來我們家過年吧。我學會做紅燒肉了，您來嘗嘗。”

我說好。

陽臺上，那盆君子蘭開花了，橘紅色的花朵在冬日的陽光下格外溫暖。我想，有些緣分，雖然來得晚，但終究還是來了；有些理解，雖然經歷過隔閡，但終究還是達成了。

而那個67歲親家公的邀約，那個我曾不愿接受的邀約，最終成了我晚年最珍貴的禮物——它讓我明白，親情的邊界可以很柔軟，人與人的連接可以很深刻，而在生命的黃昏時刻，我們最需要的，不是孤獨的尊嚴，而是溫暖的陪伴。

窗外的天空湛藍如洗，我收拾著行李，準備去兒子家過年。這一次，我沒有絲毫猶豫。

因為我知道，在那個家里，有一個位置永遠為我留著；在那個家里，我不只是林浩的父親，還是另一個女兒的“爸爸”；在那個家里，有一種叫做“親上加親”的情感，已經生根發芽，開出了溫暖的花。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素材來源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