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方贏學”到“全球南方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生產體系” | 社會科學報

當中國能夠提供一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體系的時候，一方面為“全球南方”的知識生產提供了新的合作選項，另一方面能激勵“全球南方”國家構建本國的自主知識生產體系。而在這一問題上的“南南合作”，將能夠推進建構“全球南方”互聯互通的知識生產機制，并促進“全球北方”的自我反思，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解放。

原文 ：《從“北方贏學”到“全球南方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生產體系”》

作者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 章永樂

圖片 |網絡

“全球南方”為何需要成為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主體？如何才能成為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主體？“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分野，植根于結構性的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全球北方”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掌握了產業鏈的關鍵環節與主導權，掌握著大部分規則的制定權，同時也在知識生產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就連“全球南方”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敘事框架與理論模型，也往往是由“全球北方”提供的。這種認知上的“鎖定”，不僅限制了對本土現實的深刻理解，更阻礙了對不同發展模式和替代性可能性的想象與探索。

“北方贏學”：一套不斷勝利的歷史敘事

在二十世紀20年代，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系統探討過意大利的南北問題。在葛蘭西看來，意大利南北方的不平衡，并非地理或文化的自然差異，而是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歷史產物。南方淪為北方的廉價勞動力、原料供應地以及商品傾銷地，南方的地主與北方資產階級結盟，從而導致南方的農民受到雙重的壓迫。在北方的主流話語中，南方被描繪為懶惰、愚昧、野蠻的形象。而北方的工人階級在主流話語影響之下，也根本無法意識到自身與南方農民的共同利益。葛蘭西所描述的意大利內部南北問題，以一種結構性的相似呈現在全球南北問題當中。一旦我們開始追問：誰設置知識生產體系？誰設置議題？誰掌握評價標準？誰給出解釋框架？誰提供材料？問題就變得清晰起來。長期掌握產業鏈主導權與經濟剩余索取權的“全球北方”，同時也掌握了生產輿論話語和學術話語的主導權。類似于意大利北方的統治集團生產關于南方的話語，“全球北方”的統治集團也根據自己的需要，制造一套勝利主義敘事，生產出“全球南方”的形象，通過對比，證明自己具有內在的優越性，有資格一直“贏”下去。“全球北方”統治集團為自己發明的勝利主義敘事，我稱之為“北方贏學”，它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全球南方”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書寫。

“北方贏學”從“全球北方”的主導地位向前追溯，建構起一套不斷勝利的歷史敘事：從希臘的哲學與城邦民主遺產到羅馬的共和與法制遺產，從封建制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到近代限權憲法，從基督教的興起到近代宗教信仰自由的確立，從所謂“大航海”到西方主導的世界市場的形成，那些古老的非西方文明紛紛被西方打敗，尚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的國家紛紛以西方為范例進行變法。在這一敘事模式中，像日本這樣的非西方國家通過仿效西方，成功地躋身于發達國家，被視為西方制度本身具有優越性和普適性的論據。這一“全球北方”的勝利主義敘事包含的認知模式，是“空間的時間化”：一旦用“先進-落后”的時間標尺來丈量空間，那些被歸入“落后”的國家和區域，其既有的制度和實踐中偏離“全球北方”標準的部分，被認為只具有暫時的過渡價值，在未來的發展中，必將被超越。這些國家和區域需要做與能夠做的，就是反思自己為何不能一步到位地實行“全球北方”制定的標準，或者根據自己的國情，逐步推行“全球北方”的標準，這些國家和區域的現代化進程，就被視為一個自我反思、自我改造以“達標”的故事。

未能給“全球南方”國家留出主體性位置的勝利主義敘事

這套未能給“全球南方”國家留出主體性位置的勝利主義敘事，其本身很難說是科學，而是具有科學論證外觀的“北方贏學”。“北方贏學”是“全球北方”為自己的勝利所提供的系統性解釋，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社會功能：對內塑造對自身制度模式的認同，消弭潛在的批判；對外塑造高端形象，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自己輸出商品的品牌價值，另一方面，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的精英浸潤于“北方贏學”之中，其對于現代化路徑的想象被鎖定于特定模式，這就大大降低了“全球北方”在國際政治中說服“全球南方”的成本。總而言之，“北方贏學”回應了“全球北方”在國際體系中維持自身優越地位的內在需求。但隨著“全球南方”的加速崛起，“北方贏學”也日益明顯地表現出自身的薄弱環節。

一是“歷史錯位”的歸因模式。將“全球北方”崛起后定型的模式論證為其成功的原因，沒有承認在崛起過程中發揮作用的一系列制度與實踐并不符合最終發展出的模式。西歐列強在崛起過程之中，曾經長期鼓勵出口，限制進口，控制原材料流動，扶持和控制國內經濟活動，尤其是具有戰略和軍事價值的工業，實行對外殖民、奴隸貿易、貴金屬掠奪等，并采用各種手段獲取其他國家的技術。但等到西歐列強確立起自己的優勢之后，確立了另外一套制度和實踐，并將其論證為自己成功的原因，便不允許“全球南方”采取其所采取過的那些制度和實踐。比如說，“全球北方”列強要求“全球南方”對其開放市場，給后者保護民族產業的做法貼上“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標簽。在政治上，“全球北方”發展出了普選權+多黨競選的模式，這一模式是經過數百年而形成的，但許多“全球北方”精英卻要求“全球南方”一步到位推行這一模式，無視當地復雜的社會形勢和對政治穩定的需要。這種“歷史錯位”的歸因模式，對“全球南方”構成一種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壓力。

二是對“生態位落差”的遮蔽。“北方贏學”往往將“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國家視為同一起跑線上的競賽者，誰能在現代化競賽中勝出，取決于各自的內在能力。很多新制度主義的解釋，事實上都遵循這一模式，系統性地忽視了“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在國際體系中居于不同的“生態位”，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對后者經濟剩余的索取權。今天的“全球南方”是過去殖民體系中的底層，深受殖民統治之害。在形式上的“去殖民化”之后，“全球北方”仍然占據了較高的經濟生態位，掌握著大部分國際規則制定權。而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習慣于在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鏈當中占據低端的位置，對“全球北方”的跨國資本體現出顯著的軟弱性。在這一結構性的不平衡之下，“全球南方”國家沒有機會真正獲得自主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就被迫卷入一場注定不公平的全球博弈之中。

三是對時代變局的解釋孱弱無力。“北方贏學”論證只有遵循“全球北方”的模式才能“贏”，但現實中發生的現象是，遵循“全球北方”藥方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未能獲得迅速發展，中國不遵循“北方贏學”推崇的模式，反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與此同時，許多“全球北方”國家出現了制造業衰退、科技創新乏力、社會分裂加劇的局面。“全球北方”國家的理論家大致有以下幾種回應姿態：第一種論證中國只是暫時看起來在“贏”，但由于根本的制度局限，最終會走向失敗，這種回應基于對中國制度和實踐的貶斥，從根本上是一種循環論證；第二種姿態是論證中國雖然在發展過程當中未能采取北方的模式，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中產階級的興起，人們對于生活提出越來越高的標準，最終會采取“全球北方”的模式。這種回應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承認“全球北方”崛起之后確立的模式可能是崛起的結果，而不是其崛起的原因。但認為中國在發達之后，也必然會采取北方模式，顯然是假設中國缺乏創造新模式的能力。第三種姿態是承認中國取得很大成就，但認為中國利用“低人權優勢”進行不公平競爭，拉低了世界底線。許多“全球北方”的智庫學者和政客共享了這種邏輯，指責中國的發展依賴于極低工資、強迫勞動、國家補貼、知識產權盜竊等不公平競爭手段。這些說法沒有一個真正經得起推敲，但仍然在“全球北方”輿論界大行其道，并影響到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民眾對于中國的認識。

四是理論邏輯出現“反噬”。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很多“全球北方”國家的制度和實踐也在偏離“北方贏學”敘事。“北方贏學”教導“全球南方”要奉行自由貿易，不要搞貿易保護主義，但現在無論是歐洲，還是歐盟國家，都越來越多地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北方贏學”教導“全球南方”應當深化以多黨競選為標志的民主建設，但近年來一系列極右翼社會運動與政黨在“北方贏學”國家的崛起，已經給本地社會帶來了深刻的沖擊；“北方贏學”教導“全球南方”應當學習北方國家的法治模式和反腐實踐，但近年來，北方國家政客的權力濫用與腐敗，從濫用總統赦免權為親信開脫，到政客靠自己參與的決策信息來操縱股市，都日益顯著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些現象導致了“北方贏學家”內部出現分裂，有些試圖將“贏學”邏輯貫徹到底，承認“全球北方”背離自己傳統走上“邪路”；有的“贏學家”試圖修改“贏學”理論，論證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暫時偏離一般標準，但例外并不影響常態的成立；還有一些“贏學家”尋找一些比較瑣碎的解釋理由，比如弗朗西斯·福山認為西方之所以出現當前的社會政治危機，根本原因是因為互聯網放大了在之前顯得并不重要的矛盾，從而帶來了危機。

激勵“全球南方”國家構建本國的自主知識生產體系

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北方贏學”很多論述的弱點，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在世人眼前。在這一時勢之下，“全球南方”學者有必要突破“北方贏學”對自身想象力和能動性的限制，反思“全球北方”所設置的知識生產議程。作為中國高校學者，我在教學研究中經常會碰到很多亞非拉國家的學者，盡管他們自己國家亟待全面推進國家政權建設、工業化、教育普及和減貧，但他們往往熱衷于討論LGBTQ這樣的問題，對本國的急迫需要并沒有回應，這就是研究議程設置受制于“全球北方”的體現。但要獨立設置議程，僅靠個人勇氣是不夠的，還需要建設自主知識體系的制度保障和資源投入，比如說，要有自己的高校、實驗室與研究平臺，有自主控制的教職體系與出版體系，探索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有這些保障之后，一個學者即便不按照北方的議程設置做學問，也能夠有研究經費的支持，順利開展研究活動。最后，掌握評價權，無論是對作品的評價，還是對人才貢獻的評價，要有適合“全球南方”自身社會需要的評價標準。比如在美國“頂刊”上發表一篇根據“北方贏學”標準評判中國減貧成就的論文，究竟是否應當被視為重大貢獻，中國必然要有自身的評價尺度。與此同時，也要指出，掌握自主評價權，不應該是拒絕與國際同行交流的“關門主義”。自主評價需要在國際比較的視野中，考察一個成果究竟是否提出了新的問題，給出了新的答案，并對其他國家的同行產生了影響。

中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體系建設，具有為“全球南方”自主知識生產體系進行“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意義。當中國能夠提供一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體系的時候，一方面為“全球南方”的知識生產提供了新的合作選項，另一方面能激勵“全球南方”國家構建本國的自主知識生產體系。而在這一問題上的“南南合作”，將能夠推進建構“全球南方”互聯互通的知識生產機制，并促進“全球北方”的自我反思，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解放。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8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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