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孫瑞蘭被捕，敵人將她架在火爐上，折磨了4天4夜

1946年深秋的一個凌晨，膠東半島海霧彌漫。村口的小廟前燃著松枝，星火時明時暗，鄉親們圍在一起，默默給前線趕制軍鞋。一個瘦削卻干練的姑娘挽著袖子，彎腰把最后一兜白面倒進石磨，她就是年僅二十一歲的孫瑞蘭。誰也想不到，不到一年后，她會在敵人的火爐上熬過四天四夜的煉獄。

孫瑞蘭出身山東萊西的貧寒農家。父母給地主扛活，常被踢打，父親因此落下終身頑疾。童年的記憶里，地主家犬吠聲總與母親深夜的嘆息混在一起，苦澀而漫長。十幾歲的一次挑水，她見到赤衛隊員扛著步槍路過村頭，聽見“抗日”“均貧富”這樣的字眼，自此把希望押在了“參加革命”四個字上。

抗戰末期，八路軍膠東軍區派干部到萊西發動群眾。孫瑞蘭識得幾百個字，膽子大，口齒又利，成了會場上的宣講骨干。她談到日本人的燒殺，也談到地主的苛捐雜稅，語氣輕，卻句句扎心。憑著這股子闖勁，二十歲那年，她被推舉為本村村長兼婦女抗日救國會會長。沒有銅號，也沒戰馬，只有一副嗓子和一顆火熱的心，她領著大娘大嫂練投彈、學包扎、夜里推磨趕制干糧，成了地里人津津樂道的“孫老太太的閨女”。

抗戰勝利的鞭炮聲剛散去，新的硝煙已在遠處升起。1947年春，國民黨重兵北調，企圖突襲膠東解放區。根據地要活下去，軍糧就是命根子。八月上旬，膠東區黨委下達一道緊急令：必須在三天內把四萬斤小米運到威海前線。接信的便是孫瑞蘭。她顧不上換下浸汗的粗布衣，挨家敲門，連夜動員。七十二輛木輪小推車在山道上吱嘎連成一線，婦女們頂著晨霧推車，孩子跟在后頭撿掉在路邊的糧粒。四十八個時辰后，小米運達，前沿部隊連夜開飯，一場關乎生死的阻擊戰得以堅持。

糧食順利交接，孫瑞蘭放心不下年邁多病的父親，執意獨自回村。八月二十四傍晚，她剛踏進自家院門，槍栓聲驟然響起。向導原是被俘的保長侄子，他早已暗地投向了還鄉團。孫瑞蘭被五花大綁押往據點。面對審訊，頭目厲聲逼問軍糧去向，“說，在哪兒？”她仰頭回道：“不知道。”短短兩個字，換來錐心酷刑。

熱水滾燙，烙鐵刺肉，她咬碎嘴唇。第三夜，敵人抓住她的發梢，把八塊四十斤重的石頭系在背脊。大梁吱嘎作響，她卻不吭聲。憋悶的昏厥換來一盆冰水，再度醒轉。審訊記錄上只留下一長串“×”字，什么也沒得到。頭目氣急，決定用“鐵鍋煉魔”——把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倒扣，強按其身。火焰透鐵，皮肉焦糊味彌漫小院，孫瑞蘭慘叫聲劃破夜色。四天四夜，饑餓與疼痛一起蒸烤她并不豐腴的身體，卻撬不開她的嘴。

1947年8月28日拂曉，審訊室血污未干。還鄉團失去耐心，刀光一閃，一顆年輕的頭顱滾落在地，烈士年僅二十二歲。同一天，正北兩百里外，華東野戰軍在海陽縣發起突擊戰役，奪回數個據點。誰也不知道，這場勝利的炊事灶里是否正滾著那四萬斤小米里的一瓢。

孫瑞蘭犧牲的消息很快傳回村莊。母親抱著血衣哭暈，兩個在連隊的新兵弟弟聽罷，抹一把淚，扛槍就沖上了前沿。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哭聲沒有掩埋誓言，反倒讓更多鄉親加入民兵。萊西周邊的交通線反而更加牢固，敵人再想摸進解放區，一次比一次艱難。

一年后，隨著濟南戰役打響，華東解放區形勢陡然好轉。勝利的消息傳回老家，鄉親們在祠堂里掛起孫瑞蘭的遺像，用青磚砌起一丈多高的衣冠冢。沒有華麗碑文，只刻兩行字：孫瑞蘭，生于一九二五年，殉難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村口長著兩棵苦楝樹，每逢花開，總能聞到淡淡清香，據說是替那位姑娘守望。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孫瑞蘭為革命烈士。隨后，山東省政府在膠東革命烈士陵園為她設立英名碑。檔案中保留的鑒定書寫道：其人“意志堅貞，如海潮不涸”，短短九字，卻勝過千言。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問起當年膠東保衛戰的后勤奇跡。老戰士趙洪瑞指著胸前的軍功章，聲音沙啞：“那幾萬斤小米，讓俺們硬是再守了三天半。沒有孫瑞蘭，哪來的今天？”話音落下，帳篷里沉默良久。

史料統計，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膠東根據地犧牲的支前人員超過一萬名，其中婦女約占三成。多數名字湮沒風塵，能像孫瑞蘭這樣被寫進縣志、軍史的并不多。但正是這些無名者的血與淚，織起了后方的糧秣運輸線，也托起了前線的勝利結局。

孫瑞蘭生前常對姐妹們說：“咱們種的每一粒谷子，都是子弟兵的一條命。”這一句話，被后人纂刻在烈士墓旁的紀念石上。途經的行人駐足，望見那簡樸字體，或許會想起一個二十二歲女子如何撐起家國的一角。歷史沒有饋贈，烈士留下的，是一道無法磨滅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