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甘肅高臺的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鄭維山帶領的紅三十軍八十八師正處在西路軍最艱難的時刻。不到三年之前,他從河南大別山把七十多名赤衛隊小伙子帶進紅軍序列,如今剩下的人寥寥無幾。別人問起,他常說一句話:“人活著就得有個交代。”誰也沒想到,十四年后,這句話會變成一封緊急家書的核心。
1950年1月5日,鄭維山在石家莊軍區司令部批閱文件,警報鐘般的電話聲打斷了思路。楊得志在那頭催他去修路工地,可桌角那封蓋著“河南新縣人民政府”紅章的信,仍舊晃得他心神不寧。他嘟囔一句“這地名怎么沒印象”,把信塞進皮包,匆匆上車。
兩天奔波回來,妻子正伏案提筆。她抬頭笑:“給你老家回信呢。”鄭維山這才想起那封信,一拆,整個人僵在原地——老區正在搞土地改革,七十多名跟他一道離鄉的赤衛隊員被列入“成分不明”一欄,家屬連口糧都難保。信末一句“望將軍速回,以正視聽”,字刺眼,心更刺痛。
當夜無眠。天一亮,他找到楊得志:“司令員,準我回趟湖北,到新縣去。”對方看了眼那封信,只說了聲:“批了,趕緊走,車票我來辦。”
一行人南下,火車到武漢已是凌晨。省里負責接站的干部剛握手,鄭維山就把行李往車上一扔:“麻煩備車,我得立刻回大別山。”李先念趕來,拉著他胳膊:“老鄭,先睡一覺再走。”鄭維山盯著他,聲音壓得很低:“鄉親們的命運,拖不得。”李先念只好調來一輛吉普、一輛大卡車,再配一個排警衛,還塞了十幾袋米面,“路上多土匪,小心!”
進入大別山區,山路險、彎急、天又飄雪,好在吉普馬力足。快到泗店,迎面跑來幾個鄉親,認出車里的人,邊跑邊喊:“鄭團長回來了!”短短幾分鐘,全村沸騰。縣長劉名榜趕來,一把握住他的手:“可算把你盼回來了!”
夜里油燈下,縣里干部把問題全盤托出:西路軍失利后,許多戰士下落成謎,家屬在土改里被當成“逃兵家屬”,貧下中農也說理不清。光新縣就有一萬多名“身份懸空”的烈士親屬,最棘手的正是那七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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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負責把情況說清。”鄭維山攤開地圖,圈出八十八師的番號,又憑記憶寫出一個名錄:誰犧牲在高臺、誰凍死在雪山、誰突圍后失散……筆跡因為用力發顫,紙都寫破。“凡列在這張表的人,一律按烈屬安置;傷殘回鄉的,暫按傷殘軍人待遇。”劉名榜聽完,重重地點頭。
第二天,縣里召開干部大會,鄭維山當場宣讀名單。人群中爆出幾聲壓抑已久的啜泣,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擠到臺前,“俺閨女當年給你擔過擔架,你看看這名字在不在?”鄭維山翻到第二頁,指著“沈月蘭”三個字:“在!”這聲肯定讓老人幾乎站立不穩,他扶住對方,低聲說:“是勇士,不是逃兵。”
整整三晝夜,鄭維山帶著調查組跑遍泗店、乘馬崗一帶,走訪烈屬,補填犧牲證書,連鄰村祖墳前的碑記都核對過。有人問:“將軍,這些事縣里做不也一樣?”他擺擺手,“沒親眼看,心里不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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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定妥,他去了父母墳前磕了三個響頭,又在深夜給楊得志拍電報:“工作順利,十日內歸隊。”返程路上,他把寫滿筆記的牛皮紙包交給李先念,“這是全部名單,萬一有人漏網,你得盯一盯。”李先念接過,沉聲應道:“大別山的血債,不能糊涂賬。”
列車啟動,汽笛長鳴。車窗外夜色翻涌,大別山一點點后移。鄭維山靠在車座,疲憊卻輕松。那七十多名兄弟的名字,總算被寫進烈士花名冊。對他而言,這比一座將星更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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