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鄭維山收到老家來信：當年你帶走的70多名家鄉子弟，下落如何

1936年冬，甘肅高臺的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鄭維山帶領的紅三十軍八十八師正處在西路軍最艱難的時刻。不到三年之前，他從河南大別山把七十多名赤衛隊小伙子帶進紅軍序列，如今剩下的人寥寥無幾。別人問起，他常說一句話：“人活著就得有個交代。”誰也沒想到，十四年后，這句話會變成一封緊急家書的核心。

1950年1月5日，鄭維山在石家莊軍區司令部批閱文件，警報鐘般的電話聲打斷了思路。楊得志在那頭催他去修路工地，可桌角那封蓋著“河南新縣人民政府”紅章的信，仍舊晃得他心神不寧。他嘟囔一句“這地名怎么沒印象”，把信塞進皮包，匆匆上車。

兩天奔波回來，妻子正伏案提筆。她抬頭笑：“給你老家回信呢。”鄭維山這才想起那封信，一拆，整個人僵在原地——老區正在搞土地改革，七十多名跟他一道離鄉的赤衛隊員被列入“成分不明”一欄，家屬連口糧都難保。信末一句“望將軍速回，以正視聽”，字刺眼，心更刺痛。

當夜無眠。天一亮，他找到楊得志：“司令員，準我回趟湖北，到新縣去。”對方看了眼那封信，只說了聲：“批了，趕緊走，車票我來辦。”

一行人南下，火車到武漢已是凌晨。省里負責接站的干部剛握手，鄭維山就把行李往車上一扔：“麻煩備車，我得立刻回大別山。”李先念趕來，拉著他胳膊：“老鄭，先睡一覺再走。”鄭維山盯著他，聲音壓得很低：“鄉親們的命運，拖不得。”李先念只好調來一輛吉普、一輛大卡車，再配一個排警衛，還塞了十幾袋米面，“路上多土匪，小心！”

進入大別山區，山路險、彎急、天又飄雪，好在吉普馬力足。快到泗店，迎面跑來幾個鄉親，認出車里的人，邊跑邊喊：“鄭團長回來了！”短短幾分鐘，全村沸騰。縣長劉名榜趕來，一把握住他的手：“可算把你盼回來了！”

夜里油燈下，縣里干部把問題全盤托出：西路軍失利后，許多戰士下落成謎，家屬在土改里被當成“逃兵家屬”，貧下中農也說理不清。光新縣就有一萬多名“身份懸空”的烈士親屬，最棘手的正是那七十多人。

“我負責把情況說清。”鄭維山攤開地圖，圈出八十八師的番號，又憑記憶寫出一個名錄：誰犧牲在高臺、誰凍死在雪山、誰突圍后失散……筆跡因為用力發顫，紙都寫破。“凡列在這張表的人，一律按烈屬安置；傷殘回鄉的，暫按傷殘軍人待遇。”劉名榜聽完，重重地點頭。

第二天，縣里召開干部大會，鄭維山當場宣讀名單。人群中爆出幾聲壓抑已久的啜泣，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擠到臺前，“俺閨女當年給你擔過擔架，你看看這名字在不在？”鄭維山翻到第二頁，指著“沈月蘭”三個字：“在！”這聲肯定讓老人幾乎站立不穩，他扶住對方，低聲說：“是勇士，不是逃兵。”

整整三晝夜，鄭維山帶著調查組跑遍泗店、乘馬崗一帶，走訪烈屬，補填犧牲證書，連鄰村祖墳前的碑記都核對過。有人問：“將軍，這些事縣里做不也一樣？”他擺擺手，“沒親眼看，心里不踏實。”

事情定妥，他去了父母墳前磕了三個響頭，又在深夜給楊得志拍電報：“工作順利，十日內歸隊。”返程路上，他把寫滿筆記的牛皮紙包交給李先念，“這是全部名單，萬一有人漏網，你得盯一盯。”李先念接過，沉聲應道：“大別山的血債，不能糊涂賬。”

列車啟動，汽笛長鳴。車窗外夜色翻涌，大別山一點點后移。鄭維山靠在車座，疲憊卻輕松。那七十多名兄弟的名字，總算被寫進烈士花名冊。對他而言，這比一座將星更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