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陰影下的政治想象力

文︱陸棄

杰弗里·愛潑斯坦已經去世多年，但他的名字仍在不斷被召回，每一次文件解封、每一次媒體追問，都會讓這樁本應進入司法史檔案的案件，重新回到國際政治的聚光燈下。最新一輪關注，源于一種并不新鮮卻足夠刺激的說法——這名性犯罪者是否曾是俄羅斯的秘密間諜。克里姆林宮的回應簡短而冷淡，佩斯科夫甚至表示“都不值得浪費時間”。但正是這種看似荒誕的聯想，構成了當下國際輿論場的一部分現實。

愛潑斯坦案之所以具有持續生命力，并不只是因為其罪行本身，而在于它天然連接著權力、財富與隱秘網絡。政要、金融家、名流，這些關鍵詞讓案件始終停留在“可能尚未完全揭開”的狀態。文件不斷被解封，名字不斷浮現，卻很少帶來實質性的新證據。正是在這種信息密度與事實缺口并存的狀態中，想象力開始占據空間。

俄羅斯因素的加入，并非偶然。近年來，任何涉及權力暗面、操縱與秘密的敘事，幾乎都會被迅速嫁接到“俄羅斯情報”的框架之中。這種框架已高度成熟，具備清晰的角色分工：神秘、滲透、操控。愛潑斯坦的復雜人際網絡，恰好為這種敘事提供了便利入口。幾封電子郵件、幾次未能成行的會面請求，便足以被解讀為潛在線索。

從目前公開的材料看，事實并不復雜。文件顯示，愛潑斯坦曾多次表達希望與普京會面的意愿，這些郵件中頻繁出現普京的名字，但內容多為新聞報道和轉述，并未呈現任何實質性接觸的證據。克里姆林宮方面也明確表示，從未收到過會面請求。這些信息并未指向一條清晰的情報鏈條，卻在輿論場中被不斷拼接、放大。

波蘭方面宣布將對所謂聯系展開調查，這一動作本身，更多體現的是政治姿態而非司法突破。在當前的歐洲政治語境中，任何與俄羅斯相關的潛在風險，都傾向于被提前放置在調查框架之內。這種做法并不罕見，也并不意味著調查一定會得出結論。它更像是一種對輿論壓力的回應。

克里姆林宮的否認，并未試圖展開反擊或反向指控，而是選擇輕描淡寫。這種態度并非出于自信展示，而是對敘事邏輯的直接回避。對莫斯科而言，參與這種討論，本身就意味著承認其合理性。佩斯科夫用“別浪費時間”來結束話題，反而凸顯出一種厭倦感——仿佛類似的指控已經多到不再需要逐一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說法的傳播，并不依賴新的證據，而依賴既有印象。愛潑斯坦是“神秘的”，俄羅斯情報機構是“神秘的”，二者被并置，敘事便自然成形。這種敘事并不追求邏輯閉合，而強調情緒共鳴。它滿足了公眾對“隱藏真相”的期待，卻很少真正靠近事實。

在這個過程中，愛潑斯坦的案件本身反而被不斷抽象化。他從具體的犯罪者，變成了一種符號，一把可以打開任何陰謀論之門的鑰匙。不同政治陣營、不同國家輿論，都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重新書寫他的角色。這種書寫，并不必然否認他真實存在的罪行，卻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更宏大的想象之中。

國際政治對這種想象并不陌生。冷戰時期，間諜敘事曾長期主導公眾對世界的理解。信息不對稱、檔案封存、秘密行動，使得任何無法解釋的現象，都可能被歸入情報活動的范疇。今天，信息表面上更加透明，但碎片化傳播反而制造了新的不確定性。文件被分批公布，內容缺乏整體語境，留給解讀的空間隨之擴大。

在這樣的環境中，否認往往難以終結討論。克里姆林宮的表態，或許可以在官方層面畫下句號，卻無法阻止類似說法在社交平臺和評論區繼續流轉。這并非俄羅斯獨有的困境，而是所有卷入高度政治化敘事的國家共同面對的現實。

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公開的信息，并未提供任何證據證明愛潑斯坦與俄羅斯情報機構存在實質聯系。將調查與猜測混為一談，本身就模糊了事實與推斷的邊界。對公眾而言，這種模糊既刺激，又危險。它容易讓人忽略真正需要被追問的問題，例如案件本身的司法責任、制度漏洞以及權力監督的失效。

當討論不斷轉向“是否為間諜”，原本應聚焦的受害者、司法過程與社會反思，反而被邊緣化。愛潑斯坦案在國際輿論中的演變，呈現出一種熟悉的路徑：從具體犯罪，滑向宏大陰謀，再被納入地緣政治對抗的敘事之中。這種滑動，并不需要新的事實，只需要足夠的想象力。

克里姆林宮的否認，某種程度上正是在拒絕這種滑動。它不試圖為愛潑斯坦的任何行為背書，也不參與對其動機的再解釋，而是將問題簡單地推回原點：沒有證據，就不值得討論。這種態度或許顯得冷漠，卻在信息混亂的時代顯得罕見。

愛潑斯坦的名字還會被提起，文件還會繼續解封，新的猜測也會不斷出現。這些都是可以預見的。真正難以預測的，是公眾是否還能區分事實與敘事，證據與聯想。在國際政治高度緊張的背景下，想象力往往比事實跑得更快。

當一個案件被不斷拉入不同政治語境，它所承載的意義也在不斷變化。愛潑斯坦從未與普京見面，這一簡單事實，在喧囂中顯得安靜，卻依舊存在。或許，這正是這場討論中最值得被記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