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的一個陰雨清晨,上海市府大門口多了一位頭發花白的婦人。她抱著一只磨損嚴重的硬皮筆記本,站在寒風里一連守了三天。門口的衛士勸她回去休息,她搖頭,只說一句話:“我要見曹市長,我丈夫是咱們黨的地下人。”寥寥數語,震住了在場所有人,也由此揭開了一段塵封多年的隱秘往事。
曹荻秋收到報告后,當即決定接見。房門關上,婦人雙手奉上那本斑駁的日記。市長翻到第一頁,墨跡雖已斑駁,卻還能辨出端正的小楷:“此身若為塵土,愿灑向人民。”落款,周鎬。一位早被列入“軍統叛將”名單的名字,再次躍入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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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24年,湖北羅田的清貧山村尚未迎來電燈,十四歲的周鎬挑著干糧,只身赴武漢考學。他的同窗回憶這位瘦高個少年時,說他“書本不離手,嘴里常念‘強國救民’”。三年后,他如愿進入黃埔軍校,卻因公開批評校長對蔣介石的盲目信從,被當作“異類”勒令退學。有人感慨他太鋒芒畢露,他卻淡淡回答:“人活一世,總得有點骨頭。”
被逐出校門后,他投身十九路軍,在凇滬前線挨過硝煙,也親歷1933年的福建事變。事變失敗,他被扣上“通共”莫須有罪名,送進監獄。巧合的是,負責審訊的竟是昔日同窗,此人一句“想活命就入復興社”,讓周鎬的人生急轉彎——他成了軍統特工。
1935年至1942年,周鎬在軍統如日中天:武漢站、廣東站、重慶督察室,一路官至少將。戴笠賞識他的機警,也忌憚他的心事太多;組織里的同僚卻常嘀咕,嫌他“書生氣重”。事實是,周鎬在刀尖上跳舞,內心卻早已疲憊。一次醉酒,他自嘲“軍統是蔣家的羅網,撈到的是國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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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他被悄悄派往南京汪偽政府打前站。任務密令只有蔣介石與戴笠知情。進城第一日,周鎬就遇見了同鄉徐楚光。這位表面上做藥材生意的漢子,其實是南京地下黨聯絡員。兩人以“黃州魚面”作暗號,漸漸交換信息。周鎬第一次親眼見到共產黨員的舍生取義,被觸動不小。夜談中,他問:“真有那么一天,老百姓能翻身?”徐只回一句:“事在人為。”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周鎬奉命接管南京。短短數周,他抓捕漢奸數百,沒等立功記獎,卻被軍統以“擅自行動”軟禁。那一年他三十五歲,才明白自己只是蔣介石手里的棄子。1946年3月戴笠墜機,軍統亂成麻團,他借機越獄,逃到上海,身上只有一塊破懷表與兩封未寄出的家書。
同年秋,徐楚光在法租界見到他,遞上一支香煙,說:“與其被當槍使,不如自己選邊站。”周鎬沉默許久,點頭成為特別黨員。他與妻子吳亞雪早有“假婚”掩護,索性將夫妻檔全部投向地下戰線。此后一年,他先后拿下兩樁策反大案:一是孫良誠,二是劉汝明。前者意志飄搖,被一句“陽光大道”打動;后者則因利益權衡,始終猶豫。
1947年鄭州失守,毛人鳳抓到一名落單的交通員,線索直指周鎬。審訊室燈火通宵,一份名單成了劊子手的催命符。徐楚光被捕后咬緊牙關,未供出一句。周鎬靠吳亞雪重金疏通僥幸脫險,卻也明白大網正在收緊。那年冬天,江淮一線的風像刀子,革命者的時間比子彈還寶貴。
同年底,他再次赴前線勸孫良誠起義。對方倉皇之際拍桌子怒罵黃百韜“拿兄弟當炮灰”,周鎬順勢遞話:“生路只有一條,別再猶豫。”孫點頭投誠,我軍省下數日苦戰。可是,人心如水,說變就變。12月21日,劉汝明邀他過淮河“細談”,周鎬相信了。船到中流,他被一隊便衣圍住,銬上鐵鏈,直接押解南京。
行刑當天,毛人鳳冷眼旁觀。周鎬沿著青磚路向前,回頭淡淡交代:“打準點,別歪。”槍聲過后,地下交通站卻空前活躍——他的犧牲換來更多人的覺悟。只是軍方封鎖消息,烈士的名字長眠檔案二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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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回到1965年。曹荻秋合上日記,久久無語。夜色中,他讓人趕寫報告。12月下旬,組織正式批復:周鎬同志,革命烈士。補發撫恤、安排子女、交回那塊舊懷表,一切程序齊全,卻抵不上家屬一句“總算有個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周鎬的遺物僅有三件:筆記本、懷表、還有一枚黃埔校徽。校徽背面刻著八個小字:“犧牲奮斗,忠誠為國”。命運兜兜轉轉,最終還是把這位“叛將”送回人民的隊伍里。
時隔多年,這段陳年秘辛被翻開,人們才看見那個風雨浪頭里的身影:當年他在軍統里運籌帷幄,卻把最珍貴的信任投向了人民。生如疾風,逝若流星,留下的并非傳奇,而是一條用鮮血開辟的隱秘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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