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身兼5職到專職副司令，話語權不重？幾年后被放省軍區干休所

1959年7月的一天午后，南京軍區機關里悶得像蒸籠，郭化若掂著水杯，聽完秘書的簡報，只淡淡回了句：“老王的事，我再去說說。”這“老王”正是副參謀長王德。幾小時前，關于王德被要求轉業的文件已下到辦公室。郭化若覺得做副職，理應為部下分擔，他赴司令部匯報，卻沒能把王德留住，這也是他日后失去發言權的轉折點。

往前推三十年，1929年，31歲的郭化若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成回國，滿腦子現代軍事理論，被葉劍英調去紅四方面軍任縱隊參謀長。棋盤初布，形勢大好，可“托派”標簽突然壓下來，他很快被派到后方從事教學。那一年，他體會到什么叫“旗開得勝又戛然而止”。

1938年春，他在延安窯洞里等到組織宣布“問題澄清”。彼時全面抗戰已爆發，干部奇缺，郭化若被送到延安抗大、隨后又到晉西北辦學。戰爭年代，前線缺人，可課堂也缺懂業務的老師，這位“儒將”于是成了部隊的“課程表”。

抗戰勝利后，中央原本要他去東北協助林彪，但他在晉察冀前線落下一身瘧疾，走一段路就得停，最終調往華東野戰軍，任二級軍區副司令，分管訓練和紀律。六縱干部多是戰場上繳武器的俘虜兵，組織決定給縱隊配兩名副司令，他是其中之一，專門盯作戰訓練——紀律不整，仗打不順，前車之鑒擺在眼前。

1948年5月，粟裕點兵東進，華野四縱換政委，郭化若接任。年底淮海戰役打響，他改任九兵團政委。解放上海時，兵團繞蘇州河穿梭，他白天勘察火力點，晚上趴在地形圖上畫箭頭，身邊人打趣：“老郭這是又當參謀長又當政委。”這話一點不夸張。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身兼九兵團政委、淞滬警備區司令兼政委、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委等五職，一張桌子擺不下文件，每天凌晨才歇。

新中國成立后，華東軍區縮編為南京、濟南兩大軍區。1955年初，郭化若調南京，繼續做副司令，分工訓練。按慣例，副司令如果專抓作戰訓練，排名要比分管后勤、民兵的副職靠前，當時軍區只有他和葉飛兩名副司令，葉飛另有福建省第一書記的擔子，因而機關內私下稱郭化若“頂替葉飛盯部隊”。

形勢卻在1959年驟變。王德被下令轉業，他為王德三次跑司令部，勸留不成。隨后王德寫出那份震動全軍區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司令、政委，甚至點了郭化若的名字：“副司令也說話不算話。”文件里批評“寫大字報方式不妥”，可對郭化若的“說情”也有微詞。自此，他被調離訓練口，轉去主持軍史編纂。外人看來“職務沒降”，可心里清楚，已不在核心圈。

1960—1964年，他主編《新四軍軍史》《華東軍區戰史》，同時重譯自己在抗戰時就動筆的《孫子兵法》白話本。有人問他“為何重譯”，他莞爾：“那年頭忙著打仗，只能邊走邊譯，現在總得給后人留個像樣的版本。”語氣輕輕，卻夾雜幾分失落，因為真正的軍中權柄已離他漸遠。

1965年春，“四清”運動推進。有人揪住他文章里一句“格格不入”的用詞，說是對現實不滿，連夜寫材料上送。批判會開了又開，“儒將”成了“問題干部”。組織給了“邊休邊審”四字，他被安排到安徽省軍區第二干休所，名義上靜養，實際寸步難行。一次牙疼得睡不著，想去濟南看老戰友兼牙科專家，審批條子七天沒簽下來，氣得他在日記本上寫道：“兵馬未動，牙關先松。”

干休所的日子枯燥。每天清晨，他抱著一摞線裝書去走廊，挑燈校對《孫子》。偶爾舊部探望，他竟不談軍史，只聊種花養草，仿佛要把記憶里的硝煙壓成土壤。有人感慨：“老郭是被放逐的將軍。”話雖刻薄，卻也不失準確。

1973年形勢再轉。中央軍委決定充實軍事科學院領導班子，考慮郭化若熟悉教學、精通俄語、研究傳統兵學，批準他出任副院長。那時他65歲，高血壓、氣管炎纏身，但聽說要重建《解放戰爭戰史》課題，他當晚在北京西郊的小院里寫了整整十頁計劃書。警衛員勸他早歇，他擺手：“老兵油子一點用場沒有，也不好看。”

1978年后，軍隊院校體制改革，軍事科學院需要把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史料系統整理，他帶隊跑南京、合肥、上海，翻舊檔、訪老兵。一次在雨花臺烈士陵園，他對記錄員低聲道：“別老寫我被整的事，把功勞寫給犧牲的兄弟。”

1985年，中央批準他離休，享受副大軍區級待遇。那年他77歲，住在總參三里河干休所，屋里一墻全是軍史手稿。戰友來看，他仍愛講十二年前在安徽干休所的“牙疼往事”，語氣輕輕，像講別人。

自高光到邊緣，再到學者式歸隊，他的履歷跌宕。身兼五職時，他叱咤上海灘；轉做專職副司令，卻在王德事件后失去抓訓練的話語權；四清運動里，他被摁在省軍區干休所，連出城看牙都得批條；直到晚年，他又把精力傾注在史料里，最終在紙堆中結束軍旅。

將軍離休之日，沒有儀式。老同事遞上花籃，他答：“花易謝，史難成，抓緊。”說罷，他推門回屋，重新坐到那張寫字臺前，案頭仍是《孫子》的注解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