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開啟訪華前，德外長先攤牌：永遠追隨美國，中國再好也是異類

德國到底想從中國這里得到什么？又怕被美國怎么看？

德國基民盟（CDU）的副主席、在外交事務上擁有重要影響力的約翰·瓦德富爾，選擇在這個具有濃厚殖民歷史色彩且象征著東西方交匯的第三方地點，發表了一場旨在向兩個特定首都——華盛頓和北京——傳遞復雜信號的演講。

這次演講的時機絕非偶然。根據日程安排，德國總理默茨即將在不到三周的時間內，率領一個由大眾、西門子、巴斯夫等頂尖企業巨頭組成的豪華商業代表團訪問北京。

因此，瓦德富爾在新加坡的這次亮相，其戰略意圖昭然若揭：一方面，他需要搶在總理訪華之前，向日益警惕和強硬的美國政府打上一針“政治鎮靜劑”，以緩解美方對于德中走近的疑慮。

另一方面，他也試圖為默茨即將開啟的經濟之旅進行“政治消毒”，將其定性為純粹的商業行為，而非戰略結盟。 瓦德富爾在講臺上的措辭，一反歐洲外交官慣有的含蓄與委婉，顯得異常直白和決絕。

他幾乎是以一種近乎獻媚的姿態，向華盛頓表露忠心：“無論未來發生什么，德國與美國的距離，永遠要比與中國的距離近得多。”

為了確保這番話能夠清晰地傳遞到正在推行“美國優先2.0”政策的特朗普政府耳中，瓦德富爾更是毫不猶豫地給中國貼上了一個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標簽——“異類”（outlier）。

他進一步斷言，那些仍然將中國視為“伙伴”的想法，不僅是過時的，更是天真和危險的。 這種在政治上與中國激烈切割，同時在經濟上又急于前往中國尋求合作的姿態，構成了一種近乎“精神分裂”的外交困境。

這與其說展現了德國的戰略定力，不如說暴露了其在全球格局劇變下的深層恐慌與焦慮。德國仿佛一個急需向債主借錢以解燃眉之急的人，卻在敲響債主家門之前，先站在村口高聲辱罵債主，目的僅僅是為了讓村里的惡霸相信自己的忠誠。

瓦德富-爾在萊佛士酒店拋出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外交辭令，而是一份試圖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實現“兩頭通吃”的、寫滿矛盾的“無害證明書”。 要理解瓦德富爾如此焦慮的原因，我們需要將視野拉得更遠。

他的飛行記錄顯示，這已經是在短短八個月內他第四次訪問印太地區。一位德國的資深政治家，在歐洲自身面臨諸多挑戰的情況下，如此頻繁地穿梭于亞洲，這本身就是一個反常的信號。

這種異乎尋常的“勤奮”，其背后深藏著德國對華盛頓根深蒂固的恐懼。特朗普回歸白宮后，美國的外交風格變得更加務實和交易化，不再是那個溫情脈脈的盟主，而更像一個時刻計算利益得失的債權人。

從格陵蘭島的風波到對北約軍費的持續施壓，美國在地緣利益上的訴求已經不再遮掩。 德國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們害怕在即將到來的大國競爭中，被美國視為搖擺不定的“騎墻派”，從而招致懲罰性的關稅或其他形式的報復。

因此，瓦德富爾必須搶在默茨訪華之前，在意識形態層面構筑一道堅固的防火墻。

他的邏輯很簡單：只要德國在政治立場上對中國足夠強硬，在“價值觀”問題上與美國保持高度一致，那么默茨后續去北京簽署的數十億歐元訂單，就可以被解釋為單純的“生意”，而非戰略上的“通敵”。 這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思維的回潮。

在瓦德富爾的敘事中，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上的競爭者，更是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系統性破壞者。他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這個所謂的“規則”，在許多亞洲國家看來，不過是西方世界在過去近一個世紀里用來維持其特權地位的工具。

當他在臺上滔滔不絕地將德國塑造成“自由世界的捍衛者”時，臺下的許多亞洲聽眾，心中恐怕在想：一個連自身能源安全、經濟增長和防務問題都尚未解決的國家，究竟有何底氣和資本，跑到亞洲來指點江山？

政治家的言辭與商業世界的現實之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如果不看經濟數據，單聽瓦德富爾的演講，人們或許會認為德中關系已經跌入冰點。但諷刺的是，剛剛出爐的2025年經濟賬單，卻在狠狠地抽打著這些政客的臉。

就在柏林的政治精英們日復一日地高喊“去風險”、“減少依賴”的口號時，德國的企業界卻在用真金白銀做出截然相反的選擇。數據顯示，2025年，德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飆升了55%，創下了過去四年來的新高。

德國對美國的投資卻在顯著萎縮。 這清晰地說明，在殘酷的商業生存法則面前，意識形態的“紅燈”根本無法阻擋資本逐利的洪流。德國的商界領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離開了中國的龐大市場和高效供應鏈，所謂的“德國制造”將面臨空心化的巨大風險。

以寶馬汽車為例，在過去一年中，由于非市場因素的干擾以及中國本土品牌的強勢崛起，其在華銷量銳減了10萬輛。這10萬輛汽車，不僅僅是一個冰冷的銷售數字，它代表的是德國汽車工業身上被活生生割下的一塊血肉。

再看德國國內慘淡的宏觀經濟數據：GDP增長預期已被下調至不足1%的水平。如果不緊緊抓住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增量市場，德國將難以支撐其龐大而昂貴的社會福利體系。

于是，我們便看到了一幅極其魔幻的現實圖景：在政治舞臺上，瓦德富爾這樣的政客聲色俱厲地修筑著與中國之間的“高墻”；而在商業世界里，大眾、西門子、巴斯夫的首席執行官們，卻在拼命地挖掘通往中國的“地道”。

政客們在表演著“脫鉤”的政治秀，而商人們則在進行著關乎企業生死的“掛鉤”之戰。這種深刻的割裂，恰恰暴露了德國當前最大的軟肋：其政治上的雄心壯志，已經遠遠超出了其經濟現實所能支撐的范圍。

它揭示了德國外交思維的根本性錯位：他們似乎還沉浸在默克爾時代的舊夢之中，以為只要高舉道德和價值觀的大旗，世界便會自然而然地追隨。他們試圖拉攏新加坡、新西蘭等“中間國家”，構建所謂的“價值觀同盟”，以在中美之間形成第三方勢力。

但現實是殘酷的。在這個愈發強調硬實力的時代，德國手中可打的牌已經不多。其國防工業的衰退有目共睹，一年生產的“豹2”主戰坦克數量尚不足40輛，連滿足烏克蘭戰場的消耗都捉襟見肘。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決定未來國運的核心科技賽道上，德國也已被中美兩國遠遠甩在身后。一個既缺乏獨立防務能力，又在關鍵科技領域落后的國家，憑什么要求和說服亞洲國家放棄自身的經濟利益，盲目地選邊站隊？

瓦德富爾將中國稱為“異類”，但在許多務實的亞洲觀察家眼中，那個固守著舊時代優越感、無視地緣政治新現實、只談主義不談利益的德國，才更像是一個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異類”。

他們試圖用一張泛黃的舊地圖，來指導一個已經徹底改變了地形和規則的新世界，這不僅是傲慢，更是一種戰略上的懶惰。 這出在新加坡上演的“雙簧戲”，或許能在短期內安撫華盛頓的猜忌，為默茨的北京之行掃清一些政治障礙，但這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

德國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卻試圖同時向左右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邁出腳步。無論是瓦德富爾的政治強硬，還是默茨的經濟務實，都無法掩蓋一個核心的尷尬：在這個多極化的2026年，昔日的“歐洲引擎”正在不可逆轉地失去定義世界議程的能力。

當人們看著那些滿載著希望與訂單飛往北京的德國商業包機，再回想起瓦德富爾在萊佛士酒店那番慷慨陳詞時，不禁會思考一個深刻的問題：在這個劇烈震蕩的時代，到底是誠實地面對自身利益更難，還是痛苦地維持昔日榮光的面子更難？

德國的精英們心中想必已經有了答案，只是嘴上還遲遲不肯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