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起按下戰爭加速鍵

1849年4月，一份折子遞進了紫禁城，把道光皇帝樂得找不著北。

這事兒聽著確實長臉：兩廣總督徐廣縉，沒動一刀一槍，光靠嘴皮子就把那一幫嚷嚷著要進廣州城的英國人給轟跑了。

皇上一高興，大筆一揮，夸徐廣縉辦事漂亮，不僅賞了官銜，還賜了爵位。

廣州城里更是炸了鍋，老百姓又是搭牌樓又是做匾額，那架勢，仿佛剛剛打了一場保家衛國的翻身仗。

這一年，大清上下都覺得自個兒腰桿挺直了。

可若是扒開這層熱鬧的表皮，往里頭瞅，這簡直就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洋人退讓的那天，偏巧是西方的愚人節——4月1日。

等到七年后，英國人的開花炮彈在廣州城頭炸響，清朝那幫君臣才猛然驚醒：當年那場所謂的“大捷”，壓根就是給自己埋了一顆拆不掉的雷。

這背后的彎彎繞，絕不是簡單的外交過招，而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在碰上危機時，從上到下聯手編織的一個天衣無縫的“騙局”。

咱不妨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看看在這個死循環里，大清的封疆大吏們到底是怎么做決斷的。

先把日歷翻回1844年，坐標福州。

這是第一道坎。

按《南京條約》的規定，福州開了埠，英國人就有權進城住。

當時的閩浙總督劉韻珂，遇上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讓洋人進城？

老百姓肯定不依，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罵你是漢奸，搞不好還得挨磚頭。

不讓進？

英國公使德庇時把話撂這兒了：領事館要是還得憋在城外那個破廟里，那就是大清違約，大英帝國可不是吃素的。

劉韻珂心里有本明白賬：真要違約，這就得開打。

浙東怎么丟的？

裕謙怎么死的？

他是親眼見過鴉片戰爭慘狀的人，心里透亮——大清打不贏。

于是，他琢磨出了一條“和稀泥”的路子：讓。

但他這步讓得極有分寸。

他和英國領事私下通了氣：領事館可以進城，租在烏石山積翠寺，但除了領事館那幾個人，其他洋鬼子一個都不許進。

這招“切香腸”其實挺高明，既給了洋人面子，又沒把老百姓惹毛。

可偏偏有人不買這個賬。

1850年，退休回鄉的“大咖”林則徐回到了福州。

林則徐雖說退了，但在江湖上的地位那是杠杠的。

一聽說英國人住進了神光寺（后來換租的地兒），老爺子氣得胡子直翹。

他領著福州的士紳們鬧了起來，非要把英國人攆出去不可。

這時候，換你是福建巡撫徐繼畬，你咋整？

這頭是拿著條約、隨時準備掀桌子的英國人；那頭是群情激奮的百姓，再加上一位連皇上都得給三分薄面的老領導。

徐繼畬和劉韻珂選擇了腦子清醒。

他倆甚至在給皇上的奏折里吐槽林則徐那幫人：為了眼前這點小事，不顧將來的大禍，簡直是糊涂。

言下之意，你們倒是痛快了，真打起來誰去填命？

可惜啊，在大清官場的評分表里，“腦子清醒”通常就等于“軟骨頭”。

這場拉鋸戰的結果是：林則徐贏了名聲，劉韻珂稱病回家養老，徐繼畬后來被人彈劾，丟了烏紗帽。

這事兒給大清官場傳遞了一個要命的信號：誰想搞務實外交，誰就沒有好下場；誰對外咋咋呼呼，誰就是大忠臣。

這就給后來的廣州亂局埋下了禍根。

鏡頭切到廣州。

這兒的“入城”問題，比福州更讓人頭大。

前任耆英是個“太極宗師”。

洋人要進城，他推說“百姓太野，怕傷了你們”，這一拖就是兩年；洋人急眼了要打舟山，他又忽悠說“再過兩年肯定讓你們進”。

兩年限期一到，耆英腳底抹油，溜回北京享福去了。

爛攤子留給了接任的徐廣縉。

不然，我就直接北上天津，找你們皇帝說道說道。

徐廣縉現在的處境，那叫一個前狼后虎。

履約放洋人進來？

廣州民風彪悍，肯定得炸窩，自己這官也別想當了。

拒絕？

英國人真要捅到皇帝那兒去，自己也是吃不了兜著走。

咋辦？

徐廣縉把心一橫，干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兒：造假。

他賭了兩把大的。

第一把，賭英國人是虛張聲勢。

他看準了英國這時候正忙著處理歐洲的大革命和印度那攤子爛事，根本騰不出手來，說去天津那是嚇唬人。

第二把，賭皇上不知情。

他在給洋人的照會里，直接引用了一道道光皇帝的“圣旨”，大意是：中國不能為了順著洋人，就違背老百姓的意思。

可這道“圣旨”，純粹是徐廣縉自己瞎編的。

為了救急，封疆大吏居然敢偽造圣旨，這放哪個朝代都是要掉腦袋的罪。

但徐廣縉算準了：只要把洋人唬住，這不僅不是罪，反而是天大的功勞。

結果，讓他給蒙對了。

英國人一看清朝居然祭出了“民意”這面大旗，加上確實不想立馬翻臉，就發了個聲明說入城這事兒“暫時擱置”。

注意了，洋人說的是“暫時擱置”，可徐廣縉報給北京的卻是“永不再提”。

這就是1849年那場所謂的“大勝”。

道光樂開了花，徐廣縉升了官，百姓敲鑼打鼓。

大伙兒都以為，洋人是怕了咱們這一套。

可這藥的副作用，簡直是劇毒。

對英國人來說，這不僅是利益受損，更是臉面掃地。

被中國人用“愚人節玩笑”耍了一通，大英帝國的信譽成了廢紙。

英國外相巴麥尊氣得臉都綠了，放話對付這種政府，“每隔個八年十年就得揍它一頓”。

對清朝君臣來說，這產生了一種嚴重的幻覺：原來洋人就是紙老虎，只要發動群眾，只要硬頂，他們就得認慫。

這種幻覺，最后把下一個人——葉名琛，坑得底褲都不剩。

1852年，徐廣縉去跟太平天國死磕了，葉名琛接手兩廣總督。

這會兒的局面，已經是個死結。

英國人學乖了，不再光盯著“進城”，而是要求“修約”。

他們想進京派駐使節，想去長江做生意，想把貿易攤子鋪大。

葉名琛繼承了徐廣縉的套路，但他把“不搭理”戰術玩到了極致。

美國公使要在廣州見面？

沒空。

英國公使要談修約？

不理。

法國公使發照會？

不回。

葉名琛的邏輯那是相當閉環：我是地方官，修約是國家大事，我哪有權談？

你們要談找皇上去，可皇上又發話了，外交這攤子事歸兩廣總督管。

這是一個完美的死循環。

英、美、法三國的公使就像皮球一樣，在廣州、上海、天津之間被踢來踢去。

1854年，三國代表跑到天津告狀，咸豐皇帝只派了兩個芝麻官去敷衍，最后還是那句老話：回廣州找葉名琛去。

回到廣州，葉名琛繼續玩失蹤。

這時候，洋人的想法變了。

如果說1849年他們還想著靠嘴皮子解決問題，那到了1856年，他們已經認定：除非把刀架在清政府的脖子上，否則這事兒永遠沒個頭。

葉名琛之所以敢這么硬，是因為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盤。

一來，他覺得徐廣縉當年靠“民意”贏了一把，自己手底下有十萬團練，怕個球？

二來，他搞到了情報，英法聯軍正在克里米亞跟俄國人干仗，哪有閑工夫來打中國？

不得不說，葉名琛是個聰明人，但他算錯了一個時間差。

1856年，克里米亞那邊的仗打完了。

英法聯軍騰出手來了。

這時候，只需要一點火星子。

火星子很快就來了，而且一來就是倆。

一個在廣西西林。

法國神父馬賴違規溜進內地傳教，被知縣張鳴鳳給宰了（也有一種說法是被百姓打死的）。

這給了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開戰的借口：“必須為傳教士討還血債。”

另一個在廣州珠江。

一艘早前在香港注冊的商船“亞羅號”被廣東水師扣了，雙方為了到底有沒有“扯下英國國旗”吵翻了天。

英國領事巴夏禮借題發揮，要道歉、要放人。

葉名琛雖說把人放了，但咬死不道歉。

要是擱在前幾年，這頂多就是一場口水仗。

但在1856年，這就是開戰的號角。

英國公使包令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滿足要求，英國海軍就要開練。

他說的動手，可不光是為了亞羅號，而是要把過去這十幾年攢下的舊賬——進城、修約、被當皮球踢的怨氣——一次性算個總賬。

1856年10月23日，英國人的炮彈砸向了廣州。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了。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一個讓人窒息的現象。

從道光到咸豐，從劉韻珂到徐廣縉再到葉名琛，每個人似乎都在做一個“局部最優解”的決定。

劉韻珂為了躲避戰火，搞折中；林則徐為了民族氣節，搞硬頂；徐廣縉為了保烏紗帽，搞忽悠；葉名琛為了守住防線，搞拖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步棋在當時看來好像都能混過關。

徐廣縉把洋人騙走了，當時算不算贏？

算。

葉名琛把公使踢走了，當時爽不爽？

爽。

可他們都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在國際交往中，躲著問題走，永遠不等于把問題解決了。

清廷以為靠著“民意可用”和“天朝面子”，就能把西方列強擋在門外。

他們甚至把每一次對方暫時的忍讓，都當成了自己的勝利。

殊不知，正如馬士在《遠東國際關系史》里說的那樣：“從1842年起，戰爭就在鍋里燉著了；過去的每一年，都在給這場注定要爆發的戰爭添柴火。”

所謂的“晚節不保”和“一勞永逸”，到頭來都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

當咸豐皇帝還在紫禁城里為了“華夷之辨”那點禮儀沾沾自喜的時候，帝國的倒計時，其實早在那個敲鑼打鼓慶祝勝利的愚人節，就已經嘀嗒作響了。

信息來源：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孫祥偉、王寧等：《神光寺事件再研究——以林、徐之爭為視角的考察》，《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

賈小葉：《理勢之辨、戰和之爭與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賣國——以徐繼畬為中心的考察》，《晉陽學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