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校園散步時，朝一人走上前：譚小姐，請原諒我！女子：你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下著冷雨的湘江北岸。陳賡挽著受傷的左臂，踩著泥濘趕路。連續幾晝夜的急行軍，槍聲、追擊、斷糧糾纏在一起，像亂麻般纏住他的思緒。忽然間，一個似曾相識的側影闖進記憶——那是九年前的上海校園里，他朝一名女學生喊出“譚小姐，請原諒我”時，對方驚愕回身的瞬間。槍聲拉回思緒，他咬緊牙關，心里卻再度掀起泛黃的往事。

時間撥回到一九二四年三月。這一年，年僅二十一歲的陳賡受組織指派，以“郭明”的名義到上海大學旁聽工人運動課程。彼時的上大坐落于法租界外緣，弄堂深處常有印刷機的轟鳴。課堂里，惲代英用帶著湖北口音的普通話演講，蕭楚女揮動手臂闡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屋外傳單在墻角堆成小山。陳賡常把筆記寫到半夜仍意猶未盡，凌晨又趕到紗廠工人夜校教識字課。忙碌，卻充滿熱血。

一天午后，上大鈴聲散去，人群潮水般褪盡。陳賡揣著厚重的《共產黨宣言》緩步穿過樟樹林。陽光透過枝葉搖晃，學院舊磚墻被照得斑駁。思想的火焰在校園涌動，他卻突然想透透氣，于是改變路線，沿小徑往操場方向走。偏偏就是這條臨時興起的散步路線，讓他看見了兩位并肩而行的女學生。

其中一位瓜子臉，眉尾微挑，恰似半年前在一戶人家里匆匆一瞥的那個影子。那是陳賡第一次深夜從弄堂翻墻逃進私宅。前腳剛落地，就與正在燈下讀書的譚秀茹撞個正著。驚慌剎那，女子只問了一句：“外面危險嗎？”隨即遞來熱水和粗布衣。第二天清晨，他無聲離開，卻把一只紅銅發卡落在桌上。后來因保密原則，他未再登門，誤會卻在暗處悄悄發酵。

眼前這位與譚秀茹幾乎一模一樣。陳賡心頭一緊，快步迎上去。聲音壓得極低——“譚小姐，請原諒我！”他欠身，話里透出歉意。短短八個字，用盡了積攢半年的愧疚。女子停步，眼神里滿是疑惑：“你是？”抬眸對視，清澈卻陌生。她輕咬下唇，轉身欲走，“我不姓譚，先生認錯人了。”說罷挽住同伴的胳膊，步子倉促。

陳賡愣在原地。錯認的可能性他幾乎不接受。面容、身形、甚至眼角淺淺的痣，都與記憶重疊。他再次追上去，語速快到幾乎咬字不清：“不會錯，當夜巡捕追我，是你收留的。”女子眉梢微蹙，仍是搖頭。旁邊同伴插話：“她姓陳，陳秀英。”聽到“陳”字，陳賡下意識細看。那張臉如同鏡像，卻的確帶著另一種神情——少了譚秀茹特有的沉穩，多了幾分學生式的青澀。

有意思的是，這場對質在課間走廊吸引不少旁觀者，卻并未引來校方注意。身處險境的人對偽裝格外敏感，陳賡深知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一句隨口的“認錯”也許就是對方保命的遮蔽。他遲疑了，目光在“陳秀英”和圍觀人群之間游移。十幾秒后，他壓低帽檐，側身讓出路口。兩名女學生快步離開，消失在校門口的黃包車后。

轉身時，心里像丟了什么重要的東西。他記得組織提醒：上海灘暗流洶涌，不可輕易暴露身份，更不要給同志添麻煩。假如眼前真是譚秀茹，也許她正用“陳秀英”作新的掩護；假如不是，那剛才那聲歉意就拋向了空氣。兩種可能交織，讓他難辨真假，卻又無計可施。

當晚，他在工人夜校講完課，雨后的石庫門街道泛著幽光。遠處腳步回蕩，有巡捕的哨聲，也有商販的吆喝。陳賡縮在暗處，掏出那只紅銅發卡，金屬微涼。發卡的主人到底是誰？謎團被夜色吞噬。

次年二月，陳賡轉赴黃埔軍校。一九二七年四月反革命政變后，他在上海街頭與一支學生護送隊擦肩而過，領頭的女青年背影竟與那日“陳秀英”極像。混亂槍聲中，他沒能再次追上。之后的南昌起義、百色起義、湘鄂贛蘇區戰斗接連展開，譚小姐和那句“請原諒我”卻像釘子一樣釘在記憶里，每逢夜深總會隱隱作痛。

歷史資料中，再無“譚秀茹”的名字。黨組織檔案里倒留下數位勇敢的交通員，卻多用代號。若真有其人，她或許在某次突圍中犧牲，也可能改名潛伏，永遠隱匿在城市角落。陳賡后來用“秀茹”二字給一名秘密聯絡站起暗號，沒人知道緣由。直到一九四九年進北平時，他隨軍路過初春的石榴園，路邊海棠盛放，他沉默良久，攥緊那只隨身攜帶多年的發卡，終究無話可說。

在戰事與斗爭的縫隙里，一場校園偶遇化作終生的歉疚。對于陳賡而言，它像子彈劃過骨頭留下的暗傷，時日越長越痛，卻也提醒他，為了不負那一聲“請原諒我”，唯有把歉疚化作更堅定的腳步，走完未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