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下旬,沈陽的夜風割面。國民黨東北“剿總”值班室里,一份加急電報被送往長春——要求第六十軍火速準備破壞豐滿水電站。電文的落款是衛立煌。收到電報的曾澤生眉頭緊鎖,他清楚,一旦炸壩,松遼平原會被洪水吞沒。猶豫中,他還是頂住了壓力,水庫最終得以完好無損。此事埋下了他與南京當局隔閡的第一道裂縫,卻并未立即改變他的立場。
轉年二月初,長春的晨霜尚未融化,曾澤生在軍部里聽到了一個讓他驚訝的消息——營口的暫編第五十八師宣布起義。有人低聲補了一句:“帶頭的是王家善。”他猛地抬頭,眼里掠過難以置信,“他?”一句話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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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軍軍官眼里,王家善和“偽滿”幾乎是捆在一起的名字。九一八事變前他是東北軍參謀,之后留學日本陸軍大學,回國卻轉身進入偽滿洲國軍官學校。表面看,這完全是一條向日軍俯首的道路。可在更深的暗層,有個名叫“真勇社”的地下愛國組織與他緊密相連——1936年,王家善和何正卓在東京悄悄拉起這條線,只招反滿抗日學生。到抗戰結束時,社員已逾兩百,分散在偽軍各級編制里,一半以上掌握著兵權。
因為身份復雜,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不放心他,只給了一個“獨立師”番號,又把部隊拆進新六軍、五十二軍,外派副師長監視。王家善被束得動彈不得,營口成了他能支配的僅存空間。營口地遠兵雜,南京似乎也懶得再花力氣。就在這種“放養”中,地下黨滲透悄然加深——石迪、劉風卓、廉榮春…名單不斷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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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末,遼南戰局驟緊。遼陽告急,鞍山震動,營口已處在被切割的海角。王家善判斷,這座港口撐不過春天。情報組則在背后加快動作,多次派人接觸。2月23日晚,王鳳祥與劉風卓劃著漁船悄悄出了鲅魚圈,與遼南軍區負責人見面。對話很短,對方僅給五條條件:保存建制、三日內起義、既往不咎、補給照發、可談附加要求。王鳳祥回師部復命,王家善整夜沒闔眼。天微亮,他叫來幾個老部下,只說一句:“到點子上了,不翻身就是死。”
2月25日下午兩點,全師軍官在營口東門小禮堂開會。門一關,保衛連布崗,王家善環視眾人——那些曾跟他從真勇社作業場一路摸爬的同僚、也有領空餉的國民黨嫡系。他先不談政治,只擺事實:退錦州無補給,入關做炮灰;守營口必被圍殲。話到此處,他忽然提高音量,“誰愿陪南京陪到底?”禮堂里有人咳嗽,有人低聲嘀咕,卻沒有公開反對。梁啟章起身,道:“我們跟師長十幾年了,就聽您的。”局面瞬間凝固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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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19時三刻,三發紅色照明彈劃破營口夜空。暫編第五十八師已經先行控制市長袁鴻逵及新一軍駐港聯絡處,交警第三總隊被繳械,碼頭燈塔掌握在起義官兵手里。遼南獨立師緊跟著由北門殺入,兩支隊伍交替清剿殘余抵抗,直到次日凌晨四點,港區完全肅清。兩千余條步槍、六十余挺輕重機槍、一百多萬發子彈、庫存糧秣油料悉數完好。第二天凌晨,營口百姓從睡夢中醒來,發現城頭旗幟顏色已然不同。
消息傳到長春,只隔了三日。曾澤生翻看電報,久久無語。旁人一句玩笑:“炸水庫不炸,反倒先被同行搶了頭條?”曾澤生沒接茬,只輕輕合上電報。那一夜,他的隨員記得軍長很晚才熄燈。
起義后的第五十八師按照約定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五師,隨即整訓。部隊雖然出身雜,但軍官普遍受過日式、德械或黃埔訓練,紀律緊、技術強。東總索性保留編制原貌,僅換番號為一六七師。拉到前線試陣時,炮兵火力、通信協同都讓新編友軍側目。遼沈戰役展開后,這支部隊頂在義縣方向,一度截斷葫蘆島—錦州的退路,間接促成錦州主攻得手。
更大的震動,卻發生在心理層面。王家善出身、履歷與“親日”標簽,都曾被外界視作頑固壁壘,一旦這堵墻倒下,同類部隊搖擺情緒急劇加深。四個月后,曾澤生坐在四平前線指揮所,再次收到“內部聯絡人要求面談”的暗號。9月19日夜,他對參謀說出那句意味深長的話:“連王家善都走了,咱們有什么放不下?”五十多天后,長春和平解放。
從營口到長春,兩座城市相距不過三百公里,短短半年間卻見證了兩場截然不同的告別。王家善的選擇讓許多人意外,也讓更多人看清一條路——當潮水方向明朗,木樁再深,也抵不過時代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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