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歐陽山尊給毛主席寫信提意見，主席看后直言：你的意見是對的

2007年深秋，北京人藝的化妝間里彌漫著油彩的味道。已九十三歲的歐陽山尊把一張折得發黃的小紙片輕輕放進上衣口袋——那是他珍藏六十五年的毛筆信箋，七個字，力透紙背。外面鑼鼓聲起，他撐著拐杖，緩步走向舞臺。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與那一紙批示之間的故事，要追溯到炮火正盛的一九四二年。

那一年春末，延河水已退，河灘上草尖冒綠。剛從晉西北返回的歐陽山尊踏進楊家嶺，滿身軍裝塵土未拂，便被通知參加一場文藝工作座談。五月二日下午，會議室里坐滿了從各個戰區趕來的作家、戲劇家，門口燃著炭火，空氣中混著煙絲味與黃土氣。主席推門而入，環望四周，目光像柔和卻明亮的燈，逐一點頭致意。

“歐陽同志，你回來了。”簡單一句，帶著舊友式的溫度。那雙有力的手握來，指尖粗糙，掌心滾燙。歐陽山尊心里一震，連日奔波的疲憊瞬間褪去。當天的報告，主席提出“文藝為何人服務”五個要點，又叮囑與會者“把意見都寫來”。夜色降臨，窯洞里的馬燈搖晃，歐陽山尊攤開紙筆，心里一句話回蕩：不能誤了這番囑托。

信寫得并不長，先匯報敵后經歷：地坑里點松明，照著唱《黃河大合唱》；落雪夜，十里八村的鄉親踏著冰渣趕來看戲；缺幕布，就把繳來偽軍的軍毯拼成景片。隨后話鋒一轉，他提出三點直率意見：劇團編排不能脫離戰場實際；創作要向戰士、農民學語言；各部委應允許演員“多面手”，別被職稱束縛。寫完，他加了一句：“愿與同志們共擔責。”

信送出后三天，機要員捎回一封薄薄的回信。展開一看，只一句：“你的意見是對的。——毛澤東”。端端正正，落款五月八日。字跡遒勁，像是戰馬揚鞭。有人調侃：“就七個字，也算復信？”可在歐陽山尊心里，這七個字重若千鈞——意味著肯定，也意味著囑托。

于是，五月十六日，他在會場上開了口。見慣了槍火的嗓音宏亮：“前線兵，老百姓，隨時喊我們唱歌、演戲、畫畫。誰要是只顧自己頭銜，不肯下連隊，那就失了魂。別計較排級還是科級！魯迅、高爾基當年有級別嗎？”話音落，掌聲雷動。主席側身同周揚耳語一句，臉上帶笑。散會后不少青年圍過來請教如何把舞臺搬到戰壕，他一一示范，教人用馬糞拌黃土抹臺口、用槍刺當舞臺燈架，熱烈得像一鍋滾粥。

半年后，戰斗劇社在綏德刷下“場場爆滿”的口碑，賀龍寫電報道謝。劇社北上演《晉察的鄉村》《荒村之夜》，中央大禮堂里燈影搖紅，主席、周副主席、任帥等并肩鼓掌。散場時，賀龍攬著歐陽山尊哈哈大笑：“兄弟，這戲演到馬蹄下了！”劇社幾位骨干聯名寫信向主席求“批示”。十一月二十三日，主席回四十四個字：希望多演這類戲。每人傳閱時，都小心翼翼，像在翻一部作戰計劃。

轉回一九三八年的回憶，歐陽山尊初到延安，第一次聽主席露天講“張國燾的十里鋪”時，被那股幽默勁兒震住。大風卷黃塵，主席昂首問：“他走到哪？十里鋪！”隨手一揮，引得數千人哄堂。那時的青年歐陽在臺下抬頭，看見一個身體清癯卻聲若洪鐘的領袖，心里暗暗記住：戲劇要抓住觀眾，先要有人情味。

隨后數年，歐陽山尊扎根敵后，腳底生繭。白天端槍巡邏，夜里舉燈排戲，山村土窯里一群戰士唱著“東方紅”，學習《白毛女》的唱腔。有人餓得頭暈，他就把自己的炒黃豆分掉；有人夜戰負傷，他連夜改劇本，把傷兵事跡寫進下一場。正因為走過這段路，他才敢在信里“指點江山”，并贏得那聲“你的意見是對的”。

抗戰勝利后，重慶機場的送行場面令人難忘。主席登機前扔下一句玩笑：“回不來，就當個駐渝辦事處主任！”眾人一時悲喜交集。三年鏖戰，硝煙未散，歐陽山尊奉命南下，又北上，卻始終攜著那張薄紙。有人好奇問他為何不裱進鏡框？他把信又折了兩折，說：“放心口，隨時提醒自己。”

新中國成立，歐陽山尊受命籌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他把“為人民而作”寫進院訓：演員每年必須下鄉巡演；導演必須蹲點采風；劇本必須先過“兵評團”這一關。臺上火熱，臺下掌聲；后臺墻上，依舊貼著那七個字。

歲月流轉，親歷者日漸稀少，可對許多老兵來說，歐陽山尊的戲仍像當年馬燈下的那束光。有人回憶，解放海南前夜，聽他的小戲《帶槍的人》，戰士們笑著走向戰場。也有人說，五十年代他排《茶館》，一句“世道變了”把苦哈哈的挑夫演得咬牙落淚——那依舊是戰地記憶的延續。

再看回到舞臺的老人。聚光燈打在他銀發上，閃著淡金色。他緩慢鞠躬，觀眾起立。掌聲里，他摸了摸胸前的口袋，似乎確認那七個字還在。燈光熄滅，帷幕閉合，夜風里響起一陣悠長的梆子聲，仿佛在提醒后人：文藝的生命在人民中間，任何年代都不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