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創始人死在自家門口，百年懸案，至今無解

1914年初的上海寶山路，全然不是今日模樣。素車白馬，這四個字從古書里走出來，活生生地鋪滿了整條街。

那不是幾十輛，是足足一百多輛馬車，一輛接一輛，沉默地簇擁著中間那具靈柩，車輪壓在碎石路上，轆轆的聲響都透著小心。路兩旁的人，擠得密密層層。穿綢緞長衫的先生、著挺括西裝的經理、包著頭巾的工人、戴著呢帽的學子，還有不少高鼻深目的洋人面孔。

那天天氣想必不好，因為人們的臉色都像蒙著一層鉛灰的云，肅穆，悲戚，又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驚疑。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派出的中、西探捕，騎著高頭大馬在前頭緩緩開道，制服筆挺，神情戒備，不像尋常送葬，倒像執行一趟重大任務。這場面，這陣仗，這無聲匯聚的人潮，把空氣都凝住了，只有馬蹄聲、車輪聲，和偶爾泄出的一兩聲壓抑太久的哽咽，在寒風中打著旋兒。

這是在送誰？哪家豪門巨賈，或是政要名流，能有這等身后哀榮？

靈柩里躺著的，名叫夏瑞芳。名字擱在如今，知道的怕是不多了。可要是提起他一手拉扯大的那個“孩子”——商務印書館，但凡識文斷字、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心里都得肅然起敬。那是中國現代出版業的源頭活水，是千萬人啟蒙智慧的搖籃，是文明薪火相傳的一座燈塔。而夏瑞芳，就是那個在最昏暗的時辰，親手點燃火種、并拼命護著它不被風吹滅的人。

可這位點燈人，自己卻倒在了一片突如其來的黑暗里。死得不明不白，成了民國初年一樁響徹滬上卻又迷霧重重的公案。

就在這場轟動上海灘的葬禮前幾日，民國三年，也就是1914年1月10日，傍晚六點多鐘。上海的冬天，陰冷入骨。英租界河南路（那會兒還叫棋盤街）上，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職員們剛下班，街燈初上，人影匆匆。四十三歲的總經理夏瑞芳，像往常一樣，提著公文包走出大門。他還在樓梯上遇到館里另一位頂梁柱張元濟，兩人打了招呼，張元濟因忘帶文件折返，他便獨自走了出來。

馬車夫胡友慶早已候著，快步上前接過公文包。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走向馬車。胡友慶放好包，轉身去駕車。夏瑞芳一手握住車門，抬腳正欲上車——就在這個最平常不過的瞬間，旁邊黑影里猛地竄出一個穿青布長衫的男子，舉起手槍，對著他胸口便是兩槍。

“啪！啪！”

響聲炸裂了寒冷的空氣。胡友慶起初還以為是車胎爆了，回頭卻看見主人已用手緊緊捂住前胸，指縫間鮮血汩汩涌出，另一只手指著身后，喉嚨里發出“啊響、啊響”的痛苦呼聲。順著他指的方向，那青衣槍手正拔腿向南狂奔。

胡友慶血往頭上涌，瞬間明白過來。他顧不上攙扶主人，嘶喊著“捉拿刺客！”，便如離弦之箭追了出去。那是玩命的追趕，槍手邊跑邊回身射擊，子彈嗖地擦過胡友慶耳邊，火辣辣地疼，他也全然不顧。一直追到泗涇路口，槍手跳上一輛黃包車，胡友慶猛撲上去死死拖住車尾。這時巡捕趕到，合力將槍手制服。混亂中，一名巡捕誤奪胡友慶撿起的手槍，扳機一扣，流彈又擊傷一名路人。

現場一片狼藉。夏瑞芳被急送仁濟醫院，可子彈正中心臟一側，回天乏術，當晚便與世長辭。從遇刺到氣絕，不過個把時辰。

兇手當場就擒，叫王慶瑞，三十歲，自稱無業，略懂武術。案子似乎簡單明了。可審訊一開始，迷霧便升騰起來。王慶瑞供認，是住楊樹浦一個叫周縉云的人，出巨款雇他行刺。但巡捕撲到周家，只抓到周父，周縉云本人早已杳無蹤跡。線索，像斷在風里的線頭。

這起血案，瞬間震動了上海灘。《申報》次日便在頭版以“棋盤街又出暗殺案”為題，連發數文追蹤。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群情激憤，要求徹查。然而，真正的謎題不在于兇手，而在于兇手背后那只手，究竟指向何方？

一時間，輿論嘩然，猜疑四起。最主要的矛頭，指向了革命黨人陳其美。夏瑞芳的好友、大藏書家劉承干在日記里寫得直白：“聞此事乃革賊陳其美等所為。”緣由要追溯到前一年的“二次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起兵討袁，軍餉匱乏，曾向商務“勸募”巨款，被夏瑞芳婉拒。

更關鍵的是，陳其美想將部隊和炮位設于閘北——商務印書館總廠所在地。夏瑞芳深感戰火一開，商務基業必將毀于一旦，遂聯合閘北士紳，緊急吁請英美租界當局出面“維持治安”。租界工部局果然派出武裝商團進駐閘北，迫使陳其美部隊撤離。這一舉動，無疑深深得罪了陳其美一派。故而血案發生后，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報復。

但館內核心如張元濟，卻有不同看法。他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推測：“大約主因皆由于同行嫉妒。”商務其時已是出版界龍頭，教科書市場獨占鰲頭，眼紅者眾，商業競爭手段激烈乃至殘酷，亦在情理之中。

還有一種聲音，則將視線投向海外。夏瑞芳遇刺當天，恰是《申報》頭版刊登商務印書館“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購回”重磅廣告之日。商務早年為求發展，曾引入日本金港堂資本與技術。待到羽翼豐滿，夏瑞芳力主收回日股，以實現完全華資經營。談判過程艱辛，日方頗為不悅。因此有人懷疑，這是日本方面不甘心退出，實施的報復性暗殺。

公堂之上，兇手王慶瑞的口供也搖擺不定。先說是為被商務辭退的弟弟報仇；又供出另一個名叫穆存齋的人，稱其因夏瑞芳反對其任警察廳長而懷恨雇兇；最后才咬定周縉云。這些互相矛盾的說辭，讓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后來，那個失蹤的周縉云在幾年后竟又于上海被捕。審訊中，牽扯出他持有陳其美所發槍照等物，背景更為復雜。然而，一番喧鬧之后，周縉云也被軍法機關迅速槍決。所有的線索、疑點、證詞，似乎都隨著幾聲槍響，被永久地封存進了歷史的檔案袋，再無對證。

于是，我們便又回到了文章開頭的那場葬禮。那空前隆重的儀式，那各界名流的齊聚，那挽聯上“獨留肝膽照人寰”的贊譽，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對一位杰出企業家的哀悼，也是對一個突兀而殘酷的句號的震驚與不解。他們是在送別夏瑞芳，也是在向一個依然迷霧重重的真相，舉行一場沉默的質詢。

他創下了偌大的文化基業，卻倒在事業鼎盛之時；兇手當場被捕，元兇卻至今成謎；種種推測都有情理，卻無一能有鐵證。夏瑞芳的死，就像一顆投入歷史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不斷擴散，核心的那一點動蕩，卻永遠沉在了最幽暗的水底，無人能徹底看清。

據說多年以后，夏瑞芳的孫女夏連蔭在美國從事口述歷史研究，曾去采訪陳其美的侄子陳立夫。當她問及祖父被害這段舊案時，那位歷經風浪的政壇人物，竟也目光閃躲，言辭含糊，終究沒有給出一個正面的回答。

有些故事，注定沒有結局。有些槍聲，響過之后，余音纏繞百年，依然在尋找它的回響。而那場盛大的葬禮，便成了這漫長回響中，一個最沉重、也最輝煌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