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盛夏,北京站西側的股道里響起汽笛聲,一臺剛進段檢修的蒸汽機車停穩,朱琦從駕駛臺跳下,擦了把滿臉的煤灰。那天,他接到加開北戴河臨客的命令,誰也沒料到列車上坐著的正是他的父親朱德。這個偶遇在鐵路段里被傳為佳話,卻也預示著日后難得相見的結局。
![]()
談起朱德與朱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生離死別”這四個字。父子倆真正朝夕相處的日子,加一起不足三年。1916年川軍北征時朱琦才剛出生,朱德把他抱在懷里取名“保柱”,意在盼兒成國家棟梁。三年后,蕭菊芳突然病逝,朱德忙于戰事不得已將兒子托付給親友,父子從此各奔東西。
時間進入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朱琦在昆明街頭被迫充入國民黨部隊。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始終緘口不言。恰在同一年,朱德以紅軍總司令的身份出席重慶談判,偶遇舊識龍云,才確定兒子流落滇軍。周恩來得知線索后,派人輾轉將朱琦接到了延安。隔著黃土嶺,父親先伸手摸到朱琦耳后那粒標志性的“拴馬柱”,然后哽咽了,“是我的兒子”。
這次團聚沒有持續多久。朱琦主動要求奔赴華北前線,朱德點頭:“我的兵站在那里,我的兒子也站在那里。”1943年他在一次夜戰中腿部中彈,被評為甲等殘廢。回到延安養傷時,康克清已是朱德身邊的革命伙伴,她勸他休養,可朱琦只想重返崗位。康克清給他張羅婚事,讓抗大七分校的趙力平多次探望,三年后兩人成婚。
新中國建立后,朱琦調到天津鐵路分局機務段。蒸汽機車一天跑四百公里,他從練習生干到司機,脾氣和爐火一樣旺。北戴河避暑季,他駕駛的列車經常擔當領導干部專列的牽引任務。那一次車廂里突然傳來警衛員的通知:“首長找你。”朱琦滿身煤塵闖進軟座包房,看見父親正端著茶笑道:“沒想到讓我坐上了你開的機車。”白發與黑臉相對,兩人只說了五分鐘的話,隨即又各忙各的。
![]()
進入七十年代,朱德年事已高,朱琦卻依舊倒班熬夜。1974年6月10日清晨,他在家中突感胸悶,送醫途中去世,終年58歲。那時正逢朱德住院檢查,康克清與子女商議,決定暫時隱瞞。追悼會在天津鐵路俱樂部舉行,戰友們把他的機帽和工作證擺在靈前,蒸汽汽笛在院外長鳴三次,算作最后的敬禮。
十天后,6月20日下午,康克清推開病房門。朱德正翻閱《人民鐵道》,見她進來便抬頭問:“琦兒來信了嗎?”康克清沉默片刻,低聲道:“朱琦走了……追悼會已經辦完。”病房的窗紗被風吹得輕輕擺動,老人喉結滾動,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許久,他才斷斷續續地說:“我就這一個兒子,他走得太早,太可惜。”旁邊的趙力平泣不成聲,康克清輕輕握住她的手,算是安慰。
朱德并沒有要求去天津看墓,他知道自己身體撐不了長途。老人只囑托工作人員把兒子的機車照片貼在床頭,偶爾抬眼便能看見那輛熟悉的前進型。兩年后,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又叮囑一次:“房子是國家的,桌子也是公家配發,你們都不要上交就行。”這些話被家人照辦,桌椅連同書籍一同移交國家。
回望這段曲折的父子情,最難得的是海內存知己般的理解。朱德允許兒子走向前線,也支持他開火車拉旅客;朱琦崇敬父親,卻從不倚仗身份。他們在各自戰壕里完成使命,終究沒能一起走完人生。或許,對那代人而言,家國從來擺在親情之前,等到想要彌補時,已只剩“追悼會已經辦完”這樣的遲到告知。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