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蔣介石一敗涂地，美國總統杜魯門來信問：你什么時候辭職？

1948年12月10日凌晨，南京總統府的頂樓仍亮著燈。無線電室剛剛譯出一份加急電報——華盛頓來的詢問，落款寫著“杜魯門”。這一刻，樓道里只聽見風聲。蔣介石盯著電報上的那句話：“你什么時候辭職？”他默默放下手里的茶杯，杯沿微微顫抖。消息沒有外傳，但眾人都看見他那晚連酒都沒碰。

剛過去的兩個月里，遼沈、淮海的敗報一件接一件。國民黨參謀本部已經難以統計準確的損失數字，只知道“東北不保，華東告急”。軍事地圖上代表機動兵團的藍色小旗被一根根拔掉。蔣介石對幕僚嘆氣：“我一支可以調動的大軍都沒有了。”沒人接口。

更糟的是“文膽”陳布雷的自盡。11月11日，陳布雷留下一封寥寥數語的遺書，服藥而去。此人二十二年給蔣介石寫稿、擬電文，臨了卻悄無聲息地選擇離場。政壇知情者低聲議論：陳布雷勸停內戰屢遭訓斥，那封遺書大約寫滿了失望。陳布雷走后，南京再無能替蔣介石潤色辭藻的人。

元旦前夕，西柏坡大雪封門。毛澤東口述《將革命進行到底》，秘書胡喬木提筆疾書。而千里之外的南京，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反復改稿仍無把握。他本想用“和平”二字挽回人心，卻又怕被當成示弱。終稿送印時，蔣介石的眉頭一直沒舒展開。

1949年1月1日清晨，兩份元旦文告同日見報。輿論場上出現罕見的對照：一邊是“革命到底”，一邊是模糊的“求和”。中共電臺很快抓住要害：蔣介石把“土匪”一詞換成“共黨”，口氣軟了，可條件一條沒答應。許多讀者在茶館里搖頭——看得出這位“委員長”在拿和平當籌碼。

與此同時，國內外壓力像冬雨一樣砸下來。白崇禧、程潛公開通電，指名請蔣介石下野；湖北省參議會發出“最后通牒”：“再戰下去，國將不國。”美國國務院的態度也轉冷。12月，美方軍事觀察組回報：“國民黨無可救藥。”杜魯門幾乎不加修飾地寫下那封信，只問一句：“你什么時候辭職？”

東北全線丟失后，蔣介石夜夜難眠。樓外的梧桐葉被寒風卷上空中，他卻聽不見。醫生加大了安眠藥劑量都無用，他開始讓侍從準備威士忌。一位親信低聲提醒他少喝，“委員長”揮手：“不喝睡不著。”兵敗、內訌、外壓，像三只手把他推向退路。

1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列出懲辦戰犯等八項和平條件。名單里“蔣介石”三字排在首位。有人把報紙擺上蔣介石辦公桌，他瞥了一眼，沒有多說，只吐出一句：“苛刻！”可回避不了，軍機處電報顯示：平津戰役已成合圍之勢，國民黨守軍連夜求援。

1月19日深夜，南京黃埔路開了一場不對外的會議。蔣介石先講形勢，再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由李宗仁暫替總統，與中共談判；二是立即下野，讓李宗仁“全盤負責”。眾人面面相覷，沒人敢先說話。會后，副總理李宗仁長嘆：“這可是燙手山芋。”

僅隔兩天，蔣介石做出決定。1月21日午后，他在總統府草草設宴，敬酒三次便離席。傍晚四點，專機“美齡號”從大校場機場起飛。機長回憶：“委員長要我在南京上空盤旋，讓他多看幾眼。”停戰未成，南京已漸生離意。專機飛向浙江奉化，那里是他的老家，也是暫避鋒芒的去處。

蔣介石走后，國民黨出現“一國三公”奇景：李宗仁代理總統，孫科自稱行政院長移駐廣州，蔣介石暗中遙控軍政。南京街頭有俚語：“天上三只月亮，照得人心慌。”李宗仁試圖釋放政治犯、取消戒嚴，可每下一道命令，都像落進沙里。

北平方面看得真切。毛澤東2月15日撰文評李、蔣：“一個老于辭讓，一個善于兩面。”評論里不乏揶揄：“李宗仁初挨‘走狗’之罵，忙著解釋；蔣介石早被罵慣，連耳朵繭子都磨平了。”讀者覺得好笑，卻也點破了兩人的尷尬處境。

春天來得很快。4月1日，張治中率國民黨代表團飛往北平。落地后迎接規格明顯降低。晚上，周恩來在六國飯店重話質問：“你為何先去溪口？”張治中一時語塞，只答：“奉命行事。”十幾天后，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草案》推到他面前：“無法再改，20日不簽就開戰。”

蔣介石遠在溪口聽到草案內容，勃然大怒：“喪權辱國！”美國顧問亦估計：南京支撐不了多久。4月21日，中共中央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百萬大軍橫渡長江。22日晚，國民黨守軍棄城而逃，江面火光連成一線，南京總統府的大鐘卻依舊準點敲響，這聲回響像是為一個時代畫上休止符。

在奉化山間，蔣介石隔窗遠望，天邊浮著淡霧。他也許想起那個凜冽冬夜里來自華盛頓的問句。如今，再無回答的必要，答案已寫在戰報、在人心，也寫在接二連三的城市易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