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巴勒斯坦放棄建國，人口和土地并入以色列，結果會不會雙贏？

1917年秋，倫敦街頭的報童在人聲鼎沸中吆喝著“貝爾福宣言”，那一刻仿佛給中東埋下了一枚長期未拆的定時裝置。自那之后，圍繞巴勒斯坦這片狹長土地的主權之爭便再未停息。時針走到今天，當“干脆一起生活算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設想被拋出時，背景板其實已密織成無數條剪不斷的歷史脈絡。

回看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特拉維夫宣告成立，阿拉伯國家聯軍緊跟著發動第一次中東戰爭。不到一年，阿以雙方簽下停火協議，以色列實控面積從聯合國分割方案中的56%猛增到78%。也就是說，第一次大規模對抗后，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已被切割成加沙與西岸兩塊不相連的孤島。從那天起，“并入”一詞就注定籠罩沖突陰影，而不是攜手共處的陽光。

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再下一城，拿下西岸、加沙、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表面上看，以軍幾乎橫掃，但隨之而來的治理難題卻如鯁在喉：數百萬阿拉伯人口被納入軍事占領之下，卻沒有獲得完整公民權。這段經歷本身已是一場模擬實驗，結論相當直接：如果沒有政治平權，融合只會制造更深的裂縫。

再把鏡頭切到1993年的華盛頓草坪，拉賓與阿拉法特在克林頓見證下握手。外界以為和平曙光出現，但“奧斯陸進程”最終卡在難民回歸、耶路撒冷歸屬和定居點三大關口。換而言之，就算雙方領導人點頭，“地—人—權”這三件打包銷售的核心貨品依舊沒法成交。由此推演，“直接并入”顯然更難。

有人會提出人口結構一招：讓1350萬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憑借生育率優勢，未來或許能在議會席位里反客為主。理論上似乎行得通，但現有體制并未為如此巨量的非猶太群體預留足夠政治空間。以色列選舉法采取的是全國單一選區比例代表制，門檻3.25%，看上去民主，可實際操作中，小黨要進入執政聯盟離不開大黨點頭。若巴勒斯坦黨派一夜之間膨脹成最大集團，以色列建國時訂下的“猶太民族家園”原則就會被沖擊。對猶太社會來說，這等同于“國之根本受威脅”，排斥心理可想而知。

別忘了，還有安全議題。2000年第二次起義期間，僅在2002年一年里，以色列爆炸與槍擊襲擊多達100多起，造成上千人傷亡。假設未來巴勒斯坦人以公民身份自由流動，軍情五處難以像今日在檢查哨那樣層層過濾，以方極有可能擔心家門口的公交車站隨時變成爆破現場。這種恐懼感，不是立法即可抹平。

再看經濟層面。以色列的人均GDP已逼近五萬美元，而巴勒斯坦約三千美元，差距幾乎是十幾倍。若直接合并，龐大的財政轉移和社會福利將令以色列國庫承壓。以色列財政部其實曾做過試算：如果把加沙與西岸教育、醫療等開銷一起扛下，年預算至少膨脹25%。這個數字并非天文，但在高稅負、高軍費的框架下已經接近系統極限。經濟賬沒算平，融合方案自然掉進懸崖。

有人或許會追問：這類人口—土地大整合在人類史上沒有成功范例嗎？有，不過代價驚人。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聯邦允許南方黑人擁有公民身份；可從重建到民權運動，足足走了一百年，期間沖突此起彼伏。巴以之間不僅有民族差異，更有領土圣地重疊與宗教敘事，相互不信任遠比19世紀的美南美北更深。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猶太人同意吸納，巴勒斯坦社會內部也未必整齊劃一。以加沙為例，哈馬斯主張的抵抗路線與西岸的法塔赫截然不同。真要放棄建國，這兩股力量誰來代表百萬難民談條件？若內部先行分裂，何談雙贏？

此外，外部勢力因素不容忽視。1979年埃以和約簽署后，埃及每年可獲美國巨額援助；沙特和伊朗則分別扶持不同派系。巴勒斯坦一旦并入，相關援助渠道或中斷，相當于動了中東地區多國的地緣利益蛋糕。“不站隊，無援助”的邏輯曾在黎巴嫩內戰里演示過，結果誰都不想重演那種碎裂局面。

有人引用南非種族隔離終結來做樂觀對照。可南非白人占少數，有國際全面制裁的外部壓力，最終選擇妥協；而以色列背后立有美國軍事與科技支撐，這張護身符使其缺乏立即讓步的硬驅動力。少了“不得不合”的外部大棒，談融合便只是紙上談兵。

話說回來，歷史脈絡里仍有閃光片段。1978年薩達特訪以時，曾在議會講臺上直言：“我們可以無限期戰爭，也可以和平相處，選擇在你們。”這句質問今天依舊有效——只不過，將土地與人口一次性整合并不等于和平，反而像往火堆里倒汽油，噼里啪啦更響。

用一句簡單的話收束：缺乏互認的并入方案，既難讓巴勒斯坦人獲得尊嚴，也難讓以色列人獲得安全；雙輸的可能性，遠大于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