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參軍15年成師職干部返鄉，家人借住堂叔房子，將200元給母親

1950年9月下旬的傍晚，西北軍區炮兵某師的作戰會議剛散，副師長李元明把作戰地圖小心卷起，視線卻落在墻角那只暗綠色行軍箱上。箱里放著首長剛批的探家證，還有一疊簇新的鈔票——探親費兩百元，這是他離家十五年來第一次帶著“薪水”回去見母親。再過十來天，部隊就要跨過鴨綠江，他不想把對家人的牽掛帶到前線。

汽車從蘭州出發，經西安、鄭州，輾轉半個月才抵家鄉湖北孝感。火車不到的路段，眾人靠步行，只因村口的土路還保持著戰火后的殘破。陪同的警衛員抱怨鞋底開了線，李元明笑著遞過去根麻繩：“系緊，咱們打仗時都是這么撐過來的。”一句話，把緊張的氣氛壓了下去。

走近老槐樹旁那座低矮的青磚屋，他看到母親戴著斗笠，正從井邊挑水。老人似乎在發愣，直到聽見熟悉的腳步才猛然抬頭，兩行淚水順著皺紋滑落，卻還是搶上前來：“你瘦了，可算回來了。”李元明領著妻子和七歲的長子跪下磕頭，這一幕，引來左鄰右舍張望。得知當年那個愛讀書的苦孩子竟成了師職軍官，鄉親們嘖嘖稱奇。

可欣喜很快被心酸沖淡。屋子里漆黑潮濕，堂叔的祖屋只剩一間半，母親與弟妹七拼八湊擠在里頭。灶臺旁的陶罐揭開，涼紅薯干混著野菜葉子，清苦味撲面而來。李元明背過身，捏著軍帽檐，半晌沒說話。

夜里，油燈搖晃。母親端來一碗熱乎的苞谷粥，遞給出門在外的兒子。“媽，我帶回兩百元，這錢先用著，改天給屋頂翻翻瓦，冬天別再漏雨。”老人愣住：“留著前線花吧。”李元明輕聲回答：“前線有組織，家里才緊張。”說著，把錢塞進母親懷里。這段對話不過幾十字，卻像一記錘子，敲在在場每個人的心頭。

鄉政府聽說副師長回鄉探親，派人送來兩匹布、兩袋細糧，順帶幫忙聯系了空置的民房準備搬遷。李元明卻堅持，讓母親暫住原處，把布料先做衣裳。他知道，一旦走后，親人得靠自己，自給自足才是長久。

十一天轉瞬即逝。李元明白日陪母親去地頭除草，晚間與弟弟對燈夜談，講長征過雪山吃草根的往事，也問弟妹是否愿意讀書。那套他七歲起就夢寐的私塾課本，如今已換成政府免費辦的農民夜校課本，他托地方同志照看，讓弟妹們都能去識字。

臨行前夜，母親把一條青布帶放進他肩包，里面縫著幾塊家鄉臘肉，還有半截父親留下的長壽煙斗。老人叮囑：“前頭戰事緊，你別惦念家。”李元明喉頭發緊，只回了聲：“聽話。”這一刻，他像回到出征紅軍的十九歲那年，眼眶發熱，卻不敢落淚。

翌日清晨，雞鳴未歇，李元明站在村口。妻子抱著孩子，弟妹簇擁母親。沒有鑼鼓，沒有鞭炮，只有蟬鳴與霧氣。李元明向母親深深一躬，轉身跨出村道。走出百步，他聽見背后傳來母親沙啞又堅定的一聲：“好好打仗，別惦記家里。”他沒有回頭，只把肩膀上的挎包提了提，加快腳步追上前頭的警衛員。

11月初，李元明隨部隊入朝。新興里雪原上，他指揮炮團連續七晝夜遠程火力壓制，為志愿軍步兵奪占制高點掃清障礙。1951年春節，他因策應清川江戰役表現突出，被晉升為炮兵師長。戰友打趣他：“老李，等回國，該給母親捎個帶紅星的肩章。”李元明笑而不語，心里卻在盤算那條青布帶里的煙斗還能留下幾分家鄉味。

1953年回到北京，調任東北軍區炮兵部。頒授大校軍銜那天，他寄出第一封家書，隨信夾了三百元。信里沒提榮譽，只交待“如今糧布票都好買，記得常給自己加碗肉。”母親隔月回信，只寫一句：“家里好，盼汝自重。”

此后十幾年，他輾轉福州、南京，多次主持火炮試驗和山地炮兵戰術演習。1964年，他四十九歲，肩章換成了金星一顆。那年冬天，他終于抽身回鄉，發現母親已搬進蓋好的三間青瓦房。弟弟成了鄉辦工廠的車間主任，妹妹在鎮衛生所當助產士。看著闊落的院子，李元明沒說話，只捋了把落在門檻的稻草渣，突然很想念那碗泛著清香的苞谷粥。

一場風餐露宿的革命，把少年鍛造成了將軍；兩百元探親費，卻在黑暗中為一個貧寒之家點亮了燈盞。火車汽笛聲早已消散在歲月里，留在村口那串深深的腳印，卻記錄著兩代人的擔當與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