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第三師，師長是大將，參謀長是上將，3位旅長是什么軍銜？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京西玉泉山腳下秋風微涼。授銜典禮即將開始，昔日并肩拼殺的老戰友在走廊里低聲招呼，“老彭，你的肩章可別戴反嘍。”一句戲謔，把空氣里的莊重沖淡了幾分，卻也勾起了人們對硝煙歲月的記憶。站在行列最前端的那位大將，正是當年新四軍第三師的師長；隔著一排，是他的老參謀長，如今的上將。再往后看，那三位曾經的旅長也來了——肩章顏色不盡相同，但每一條金星背后都有血有火的底色。

追溯時間得回到一九四一年春天，皖南事變甫一落幕，殘存的新四軍急需整編。中央軍委電令組建第三師，地點選在蘇北阜寧。人手緊、裝備缺，師長仍抬頭問：“槍少事小，骨干從哪兒抽？”參謀長答得干脆：“用老底子，七旅、八旅、九旅拉起來就能打。”于是，三塊番號被釘在作戰地圖上，也決定了后來三位旅長的走向。

先說第七旅。旅長彭明治，黃埔一期出身，動起刀子來干凈利索。阜寧組編那天，他挽著袖子站在雨棚下點名，聲音透著湘人常見的倔勁兒。地方武裝、教導隊、補充營，一撮撮拼到手，沒湊出整編制，他索性把缺口用“加班練兵”填。兩個多月后，鹽阜戰役突然打響，第七旅先頭連潛入日軍據點，三夜四次爆破，一口氣拔掉五座炮樓。抗戰勝利后，他率殘、雜部隊開赴東北，吉林深秋雪大，伙夫挑水都要裹草繩，他卻帶人掀開雪被子搶修機場。戰到一九四九年春，編制換成第三兵團某軍副軍長。大授銜那天，軍銜定為中將，軍史處打的評語是“穩準狠”。

第九旅旅長張愛萍的履歷更跳脫。少年被地主少爺追著打，發誓“將來要拎槍讓他趴下”。一九二九年入紅四方面軍，陜北會師后掉隊醫院，額頭傷疤一直沒合好。重回戰場已是淞滬會戰，槍林彈雨里他總愛沖到最前，“跟著我！”成了這位川籍硬漢的口頭禪。皖南事變后，他被緊急調至蘇北，兼任三師副師長，“先穩住陣腳，再找敵人算賬。”在淮北平原，他有一句名句：“田野空闊，正好讓子彈飛。”解放戰爭初期，九旅改編為某縱隊主力，他卻在一次偵察中被炮片擊中右側顱骨，被迫出國醫治，整整缺席解放戰爭三年。五五年定銜，上將，軍委干部部的通知單上寫著：“因病離前線，功勛不減。”

第八旅旅長田守堯是三人里最年輕，也最慘烈的一位。一九一一年冬天，家里沒有米，他偷地主家饅頭，被揚言“抓到活埋”。十二歲那年，他第一次握槍——替舅舅給團丁送子彈。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加入紅軍，一路從警衛班躥到團政委。平型關一役，他帶突擊隊抄敵后，“弟兄們，一把火把鬼子糧庫點了！”說完第一個沖進去，右肩挨彈也沒回頭。接任第八旅旅長后，阜寧至延安往返途中遭遇日軍騎 patrol，他躲進蘆葦蕩還不忘讓警衛寫戰報。突圍成功，卻因胸腹貫通傷失血過多犧牲，彼時年僅三十三歲。蘇北軍民自發給他辦追悼會，棺木上蓋著一面自制軍旗——那面旗后來被送到阜寧紀念館。田守堯沒等到一九五五年的授銜，可按照當時戰功評定，他至少是少將級別；檔案存檔頁空白，唯備注一句：“已陣亡，視同追授。”

有意思的是，同一支部隊，三個旅長在抗戰末期做的事情卻大不相同：彭明治忙著“學會打平原戰”，張愛萍琢磨“城市火力協同”，田守堯則四處“點火式襲擾”。不同打法讓第三師很快具有全面作戰能力。蘇中七戰七捷、西南攻堅戰，這些閃亮的戰例里，都能檢索到三人身影或——遺憾地說——他們留下的戰術筆記。

不能忽略的是，師長與參謀長在幕后的調度同樣關鍵。師長連續打電報要求“攻守兼備”，參謀長坐在油燈下繪制沙盤，三位旅長就按圖索驥，各自揭榜。如此默契，來自一次又一次的沙田野營。一位老通信兵后來回憶：“夜里行軍，師長一句‘老張老彭壓尾’，不用多話，旅長們就知道誰打前鋒誰斷后。”

抗戰結束，第三師番號不復存在，但三支旅的血脈并未截斷。第七旅大部成了東北某縱隊；第九旅主體編入膠東兵團；第八旅殘部則被補入華東野戰軍。不同路徑，同一目標——趕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國。

典禮大廳里，主持人念到“彭明治，中將”，下面有人輕輕鼓掌。緊接著“張愛萍，上將”，掌聲高了幾個分貝；至于田守堯，禮賓官將一束白菊放到儀式臺側。軍號長鳴，汗與淚無法分出界線；肩章上的金星熠熠生輝，不只是軍銜，更是第三師三塊旅旗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