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監督公務員為啥難？孫玉良：反民主的某些官員用權力筑起高墻

文｜孫玉良

這篇文章，談談一個扎心的問題：人民監督公務員，為什么總是“寫在墻上、掛在嘴上、卡在路上”？舉報渠道不少，制度條文不缺，口號喊得震天響，可真到動真格的時候，普通人卻常常像撞上一堵看不見的墻。比如劉曉靈舉報石家莊市新華服裝集團總經理吳硯田，因為涉及時任河北省省長程維高的妻子，反而被判“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付出了坐牢792天的巨大代價。他在監獄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再也不告了，惹不起，不舉報了”。而為了扳倒程維高，舉報程的郭光允也付出了巨大代價，被非法羈押期間飽受折磨。直到程維高倒臺，這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不是不讓你監督，而是讓你“正確地監督”；不是沒人接話，而是對某些人、某些事沒人敢負責。

把事實擺出來，并不復雜。我國憲法白紙黑字寫著：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工作人員必須接受人民監督。黨紀國法也反復強調權力要在陽光下運行。但現實里，很多“監督”像走迷宮。信息公開，要么“依申請公開”，要么“涉及隱私不便公開”；投訴舉報，要么轉來轉去，要么石沉大海；輿論監督，一不小心就被扣上“情緒化”“不理性”的帽子。制度并沒有消失，它只是被“技術性消解”了。你找不到明確的門，敲不響該敲的鼓，最終被告知：程序已經走完，結果不便告知。

沖突點就在這里：權力來自人民，但某些官員卻把權力當成私產；監督是義務，卻被當成麻煩；批評是善意，卻被視為敵意。反民主的地方，不在文件，而在心態。有的干部嘴上講法治，手上玩程序；口頭談服務，實際設門檻。權力一旦習慣不被打擾，就會本能地排斥監督；一旦覺得自己“代表正確”，就會把不同聲音當成噪音。阻撓人民監督的高墻不是一天砌成的，而是一次次拒絕解釋、一次次回避回應、一次次用“合規”擋住質問慢慢壘起來的。

這堵墻的代價，最終由誰承擔？不是官員，是社會。監督不暢，錯誤就難以及時糾偏；問責不力，風險就不斷累積。小問題被拖成大問題，個案被發酵成情緒，信任被消耗成懷疑。基層治理最怕什么？不是意見多，而是意見進不來；不是聲音大，而是沒人聽。監督被堵，輿情就會繞道；渠道被封，情緒就會外溢。到那時，再談“穩定”，成本只會更高。

再看利害關系，清清楚楚。真正干凈、愿干事的干部，其實最需要監督。監督是保護傘，不是絆腳石；是剎車，不是方向盤。可偏偏有些人把監督視為“風險源”，把透明當成“自找麻煩”。結果是什么？好干部被一刀切的“怕擔責”氛圍拖累，壞行為卻在縫隙中游走。監督越難，投機空間越大；規則越模糊，尋租土壤越肥。這不是在護權力，而是在害權力。

關鍵變量不在口號升級，而在執行落地。信息公開能不能真公開？不是“能不能”，是“愿不愿”。投訴舉報能不能有回音？不是“忙不忙”，是“敢不敢”。問責追責能不能見真章？不是“有沒有法”，是“用不用法”。當監督成本高于沉默成本，理性的人都會選擇閉嘴；當說真話要付出代價，社會就會學會低頭。這不是人民不想監督，而是機制在勸人放棄。

說到底，人民監督公務員難，不是人民能力不夠，而是某些反民主心態的官員，用權力筑起了高墻。他們怕的不是錯誤被糾正，而是權力被看見；不是規則被執行，而是例外被取消。在這些人的權力指揮棒下，監督被程序包裹，被流程稀釋，被權力慢慢拖死。這不是技術問題，是態度問題；不是能力問題，是立場問題。可歷史早就反復證明：權力越透明，越安全；監督越充分，越穩定。把墻拆掉，陽光進來，問題反而少了。繼續筑墻，遲早會把自己困在里面。那些倒臺的大大小小貪官，如果能主動接受人民的監督，最后會犯下那樣的大罪走進監獄甚至被判死刑嗎？做官真正的底氣，從來不是擋住人民的眼睛，而是經得起人民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