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超一線城市,上海博物館里面收藏著很多頂級文物,但有一件銹跡斑斑的“破銅盒”,卻也能躋身于鎮館之寶行列。
它的傳奇故事,還得從晚清時期說起。那時候,大量文物從各地流散出來,變成地攤上的“無主之物”。
成就了“南龔北徐”兩位大藏家,“徐”是指徐世章,而“龔”則是龔心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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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釗年輕時的照片
龔心釗(1870~1949年)出生于合肥,龔家還被列為“龔張李段”四大家族之首。
沒錯,比李鴻章家還要豪氣!他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曾在光緒年間出任駐加拿大總領事。
后來大清亡了,他就退隱上海,把心思都寄托在古玩收藏上面,憑借豐厚的家底收藏了大量珍貴文物。
大約在上世紀30年代,他的哥哥龔心銘花費整整10根金條,在一個叫“清暉閣”的古玩店買下那件“破銅盒”,具體出土地點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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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金餅
龔心銘去世后傳給弟弟,而龔心釗如獲至寶!
他收藏了千余件紫砂壺、玉器、宋拓碑帖、印章等文物,卻最看重兩種。其一是楚國金餅近100塊,這種先秦時期的黃金,價值已經遠遠超過金子本身。
另一件“破銅盒”被譽為秦國“計量圣物”,它就是著名的:商鞅方升。
銅器價值高不高,主要就是看上面的“字”,而商鞅方升三個面都有刻字。哪怕它銹成一坨“爛銅”,只要字能看清楚,都價值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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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照片
它全長18.7厘米,容積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
第一段銘文刻著:“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
這里的“大良造鞅”,正是鼎鼎大名的商鞅。也就是說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推行變法時,親自監制并頒布的量器:這是一升的容量標準。
什么概念呢?雖然看起來銹跡斑斑,但在2300多年前,它是制作程度最精良的標準器。而且它竟是用三維空間的線段長度來計算容積,和當時的“舀水法”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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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器型和計算方法,可以用不同材質來進行“標準化”復制,然后快速計算出人均一年的口糧是多少。
一個量糧食的“升”,有那么重要嗎?沒錯,甚至可以說這是改變歷史的器物。
先秦時代,每個國家的標準都不一樣,商鞅變法的核心之一就是統一度量!如果沒有這次變法讓秦國快速強大,可能就沒有后來秦始皇的一統天下。
而到了秦始皇時代,嬴政在前人的基礎上,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地同域、量同衡等措施。
這才有了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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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商鞅方升還刻著第二段銘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后頒布的詔書!
也就是說,它不僅有商鞅時期留下的銘文,還有一百多年后始皇帝留下的銘文。
他再次確認商鞅方升為全國統一標準,并刻字昭告天下。這個小銅盒,見證了秦國一步步強大。
看到這里,你還覺得10根金條貴嗎?當年龔心銘買下后,是“撿到大漏”的狂喜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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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日軍多次威逼利誘龔心釗,想要把商鞅方升買下來。一些歐美古董商,把價格開到10萬美金,這在民國時期可是天價。
而龔心釗始終不為所動,謊稱“已經賣給外國人了”。甚至后來龔家因經商失敗,一度要把家產抵押給銀行,有人建議拿商鞅方升抵債,仍被拒絕。
龔心釗臨終前,交待后人無論變賣什么家產,都不能賣商鞅方升和楚國金餅。
1962年上博館方想要征集這件文物,館長親自出面,但被龔安東和朱靜宜夫婦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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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照片
到了特殊時期,方升和50塊金餅在龔家被搜出,后來藏在上海師范大學。
特殊時期結束后,文物被悉數歸還給龔家!而龔家后人經過商量后決定“違背祖訓”,把方升和剩下50塊金餅,連同600余件文物全部捐給上博。
而上博在1981年,以收購的形式給了一筆錢!2013年商鞅方升還被列入禁止出境文物,成為名副其實的鎮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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