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兩天發生的事，徹底擊潰了中國人的心理防線

作者：李小意

來源：狂暴的核桃 (htdcry)

當愛潑斯坦島上這幾百萬頁的罪惡被攤在陽光下，你以為中國人會歡呼，會慶祝對手的社會性死亡嗎？

不，我們感到的，是憤怒，是一種從心底涌上來的、冰涼的悲哀。

沒有勝利者的優越感，有的只是一個文明對另一個文明徹底失控的驚懼與悲憫，是一個尚有良知的人，眼睜睜看著另一群人，如何能對自己文明里最脆弱的孩子，下此毒手，所產生出來的強烈驚恐。

此時此刻，我們不是作為中國人在同情美國人，而是一個人，在同情另一個人。

我們悲哀，是因為在那座島上，“人”這個字，被徹底擦掉了。

要知道，愛潑斯坦案所揭露的，不僅僅是個別精英的墮落，而是他們那個圈子已經爛透了，形成了一套不把人當人的規矩。

在那里，未成年人不是需要呵護的晚輩，而是取悅他人的工具。

是可以交換，可以消耗的資源；是隨時會被寫上菜單，然后被送上餐桌的食物。

我相信，每個看到文件的中國人，第一反應絕對不是幸災樂禍，也不想冷嘲熱諷，而是寒意從內心散發到每一寸皮膚，乃至每一滴血液、每一處毛孔。

因為這種模式，對于一個深受華夏文明浸潤的普通人來說，是全然陌生且恐怖的。

為什么？為什么我們的反應會是這樣？答案很簡單：

我們文明賦予我們的人性，讓中國人這方面的承受能力，極其脆弱，極其單薄。

華夏文明源頭周禮的根基大體上建立在家庭倫理關系上。

從大宗到小宗的宗法制，再到后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進一步闡釋，被很多人叫做儒教的中國禮法，曾經被稱作落后且束縛人性的。

這當然是客觀事實，宗族大家長權勢過大，定然會侵占甚至剝削小輩的利益。

甚至出現很多諸如魯迅先生批判過的，對內對下對女子孩子的殘酷壓迫。

但為什么周公仍選擇了家庭關系作為基礎，來構建周禮，乃至于成為了華夏文明的基座呢？

因為人性，真的深不可測。

因為周公，大概率見過殷商是怎么吃人的。

殷商時代，大規模的活人祭祀乃至食人并非傳說，而是考古證據不斷揭示的史實。

周取代商，不僅是一次王朝興替，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與倫理革命。

周公開啟的禮樂制度，其核心就是用一套基于血緣親情、父子倫常的規則，來嚴防人性滑向那種無底線的殘暴。

他知道純粹的“獸性”會帶來什么，所以他用“父母之愛子”這種同樣源于生物本能，來對抗指向掠奪與毀滅的“獸性”。

他用血緣，為人性的黑暗深淵，設置了一個叫做“家”的堤壩。

這個設計，深刻地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結構。

無論一個中國人后來是成為君子還是小人，是忠臣還是梟雄，

在他的價值排序里，“家庭”以及由此衍生的對子女的責任、對父母的孝道，始終占據著一個難以撼動的位置。

它成了一個道德上的“錨點”。

就像水滸傳里殺人如麻的李逵，他可以漠視許多規則，但對老娘的那份孝心，是他身上未曾熄滅的人性微光，他心心念念要接老娘上山享福。

這份心思，在愛潑斯坦那個將人徹底“物化”的圈子里，是難以想象的。

這就是周禮的價值，這也是華夏文明的一個緯度和側面。

它給了所有中國人一個錨點，讓我們始終被它吸引，被他牽絆，從而不至于失控。

你看一個正常中國人，甚至是貪贓枉法的罪犯，老娘、兒女出面都是最容易擊破心底防線的。

所以周禮傳承下來的綱常，它可能束縛了你，但它也保護了你。

它讓你在最壞的情況下，依然有一種精神力能把你往回拉，讓你記得自己還是個人，還是這顆星球上最高級的生物，而不是跟野獸無異的牲畜。

因此，當我們看到愛潑斯坦文件里那些細節時，我們的震驚，本質上是一種文明層面的“認知失調”。

我們無法理解，那些站在人類社會頂端的精英，為何能如此徹底地拋棄最基本的人性。

比爾·蓋茨在算計如何給妻子偷偷服藥時，可曾想過“夫妻一體”的倫理？

特朗普在性侵那位女孩的時候，可曾想過自己女兒伊萬卡？

那些在游艇上尋歡作樂、甚至涉足更恐怖行徑的權貴，當他們面對島上的孩子時，可曾有一瞬想起自己家中也有兒女？

沒有，一切都沒有。

他們的圈子倫理，已經用共同的罪惡取代了血緣親情，用對欲望的無限滿足取代了對繁衍的責任。

他們的錨已經斷了，于是他們的船可以毫無顧忌地駛向任何黑暗的海域。

所以，當愛潑斯坦文件把西方名流的惡行公之于眾時，我們普通人的反應，根本不是中國對美國的嘲諷。

而是是“人”對“非人”行徑的天然排斥。

是一個尚存人性的文明體系下的個體，對于另一個體系中個體被如此踐踏所產生的、跨越文明的悲憫。

我們同情那個13歲就被推入魔窟的女孩；

我們為那個尖叫“他們在吃人”而后消失的模特感到寒意；

我們悲鳴那個被特朗普和愛潑斯坦聯合侵犯的少女。

我們甚至對文件中那些冷冰冰記錄的、不知名的受害者感到痛苦。

這不是因為他們是美國人，而是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本應是“人”。

我們看到的是，他們文明內部那道本該保護最弱者的屏障，早已被他們的守護者親手拆毀，并坐在廢墟上宴飲。

我們不是站在什么意識形態的高地上指手畫腳。

我們是從一個有著“家”這個底層安全網的文明里，眼睜睜看著另一群同樣的人類，是如何掙脫了這一切，像斷線的風箏一樣墜入純粹的、毫無掛礙的黑暗。

我們感到的，是一種文明層面的“錯愕”與“悲憫”。

我們會本能地想：他們就沒有老娘要接嗎？他們就不想想自己的孩子嗎？他們怎么能對別人的孩子下得了手？這種疑問，不是偽裝，而是我們倫理編碼的自然反應。

因此，這份同情與悲哀，無比真實。我們看到那些受害者，無論他們來自哪個國家。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別人家的女兒”、“別人家的孩子”。

這種共情，穿越了國界和文明，直接基于我們對于“人”的最基本理解：你應當有一個家，你應當被家人所愛，你也應當有所愛、有所牽掛。

我們震驚，我們悲哀，正是因為我們還執著地相信，人，不該活成那副模樣。

這份相信，也許在赤裸的強權與欲望面前顯得笨拙，甚至天真。

但它卻是華夏文明趟過五千年血火而未曾熄滅的、最微弱也最頑固的火苗。

我們為島上那些被摧殘的生命而哭，又何嘗不是在為所有人性中，那點樸素的是非與惻隱，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凌遲，而感到窒息般的悲傷。

這悲傷不指向任何國度，它指向的是人類這一物種，是否還配得上“人”這個稱呼的終極拷問。我們的文明教我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在美國，大家看到的是，他人幼，可欺之，可辱之，甚至可食之。

這無關勝負，但關乎存亡：

不是國家的存亡，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那最后一點尊嚴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