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韓國第一！究竟是什么掏空了東亞的生育率

人類會不會真的見證一個國家因為“生不出孩子”而走向消失，

這個問題過去更像科幻設定，

但是有一個國家生育率逐年降低，死亡人口遠遠高于出生人口，

這個國家就是韓國。

牛津大學人口學家大衛·科爾曼曾用韓國作為極端案例，提醒外界，

當總和生育率跌到足夠低、并長期停留時，人口結構會在很短幾代人里發生不可逆的塌方，

國家層面的萎縮不再只是“老齡化”那么簡單，而是可能走向系統性衰退乃至“空心化”。

韓國之所以總被推到聚光燈下，是因為它確實把“低生育”推到了世界的極端。

韓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跌到0.72，全球最低之一；

2024年出現了小幅回升到0.75，但這更多像是短期波動，而不是趨勢反轉。

更直觀的是，韓國人口自然減少已持續多年，死亡人數長期高于出生人數，

這意味著就算沒有任何外部沖擊，人口也會在“慣性”下逐年縮小。

把視線往旁邊移一點，日本并沒有像韓國那樣跌到零點幾，

但同樣處在“長期負增長”的通道里。

日本2024年出生人口再創新低，全年出生數跌破70萬，

同年總和生育率約為1.15。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東亞的低生育討論總帶著一種強烈的緊迫感，

并不是某一年“突然不生了”，而是十幾年、二十幾年地一路下滑，

最后滑進一個很難憑單一政策拉回來的區間。

更值得追問的是，東亞的跌幅為什么會顯得格外“慘烈”。

不少人是覺得經濟“越發達越少生”，這在全球范圍并非沒有道理。

OECD也明確指出，長期來看，成員國總體生育率從上世紀中期的高位顯著下降，很多國家已低于更替水平。

但如果只用“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去解釋，會立刻遇到一個繞不過去的對比，

同樣是現代化社會，歐美不少國家并沒有像東亞這樣墜落得如此陡峭。

例如法國，人均GDP并不低，總和生育率卻仍能維持在1點多。

INSEE的最新年度公報顯示，法國2025年的總和生育率大約在1.62，至少并沒有接近東亞那種“腰斬式”水平。

再看北歐，一度被視作“女性就業高、生育也能維持”的代表，

挪威官方統計顯示，2024年總和生育率約1.44；

瑞典2024年約1.43，就已經是歷史低位了。

這組數字說明兩件事：

第一，歐美并不是真的“穩如泰山”，它們同樣在下滑；

第二，即便下滑，許多國家也仍顯著高于韓國的極端水平。

用“現代化”四個字概括一切，顯然不夠。

要把這個差距說清楚，就必須回到一個更底層的問題，

東亞這幾十年是怎么富起來的，和歐美是不是走的同一條路。

那當然是不一樣的。

歐美的工業化普遍經歷了更長的時間，技術進步帶來生產率提升，

生產率提升推動工資與社會保障擴張，居民收入增長又反過來支撐消費，

消費支撐企業擴張，形成“內需—生產—就業—收入—消費”的循環。

在這個循環里，GDP增長與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之間的同步性相對更強，

至少機制上更傾向于把增長的一部分“回流”到家庭部門。

東亞的主流路徑更接近出口導向型工業化，

通過壓低成本、擴大制造能力，把商品更便宜、更快地賣向歐美市場，

以此換回外匯、技術、訂單，再把積累投入到更高端的產業升級。

日本、韓國、中國在不同階段都吃過這條路的紅利，

短時間完成工業積累，產業鏈迅速拉長，城市化與基礎設施突進，GDP曲線非常漂亮。

問題在于，這條路天然帶著代價，而且這個代價往往會在多年后以另一種方式結算，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致命的結算項之一，就是家庭對未來的信心與生育的經濟基礎被長期透支。

這種透支可以被概括成“兩只手的擠壓”。

第一只手壓在勞動者身上，

出口要有競爭力，價格就必須足夠低；價格要低，成本就必須壓；

成本要壓，工資就很難漲得痛快，工時也很難短得下來。

它不是某個企業家突然變壞，而是外部競爭把一整套社會安排推向“以效率與成本為中心”。

日本的“過勞死”討論延續幾十年，韓國的工作時長在發達經濟體中長期偏高，

中國的996、007也更不用說。

第二只手更隱蔽，它把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抽走，用來補貼出口與資本擴張。

韓國把資源集中到少數財閥集團去沖國際市場，

三星、現代、LG等企業成為國家競爭力的象征，

但普通人通過工資與公共服務拿到的份額并不與“國家增長速度”同步。

結果是，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大頭沉淀在資本端與資產端，

家庭端只拿到勉強跟上生活成本的收入。

當兩只手同時用力，最直觀的體驗就會變成,

錢越來越難攢，時間越來越不夠用，風險越來越不能承受。

生育正好是對“錢、時間、風險”三件事最敏感的決策。

韓國為什么會走到0.7以下，除了觀念與性別分工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是是養育成本已經高到讓家庭無法把它當成“正常人生選擇”。

有研究表明，韓國把一個孩子養到18歲的成本高得驚人，折合人民幣大概是192萬

相當于人均GDP的7.8倍左右。

這就造成了生育帶來的不是“多一個成員”，而是“背上一筆巨大且漫長的負債式支出”。

有人可能疑惑歐美養孩子也不便宜，為什么人家沒有掉到東亞這種程度。

差別往往不在“便宜不便宜”，而在“有沒有把家庭從風險里拉出來”。

以法國為例，長期以來它在家庭政策與兒童福利上投入非常高，

法國在家庭政策上的綜合投入在國際比較中處于高位，占GDP約3%—3.6%。

這意味著，當家庭做出生育決定時，托育、補貼、稅收減免、育兒假等制度安排可以顯著降低“生活質量斷崖式下跌”的概率。

政策并不會讓養育變得輕松，但它能讓家庭不至于因為多一個孩子就把自己推到不可承受的邊緣。

東亞出口導向的結構恰恰相反，它更容易把財富向資本與政府端集中，而家庭端分到的比例偏低。

常常是：GDP漲了，工資漲得更慢；工資剛漲一點，房價、教育、醫療這些“不可回避的大頭”先漲一輪。

于是對年輕人來說，發展帶來的不是確定性，而是更強的競賽感與更高的入場門檻。

時間久了，生育的經濟基礎就被一點點掏空。

更關鍵的是，出口導向不僅塑造經濟結構，也會塑造社會文化。

出口拼的是效率、成本、速度，這種競爭壓力不會只待在工廠里，

它會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每個角落，最后形成一種“停不下來”的社會節律。

教育就是最典型的放大器。

韓國私教與補習產業規模巨大，幾乎全民補課；

中國也長期承受教育焦慮與競爭壓力，

年輕人從小被訓練成在同齡人中不斷“往上擠”的一代。

當一個社會把“不努力就會下墜”當成集體共識，

個體就會把一切資源優先投向“保證自己不下墜”，

而生育恰恰是最容易被歸類為“會拖慢速度、會增加不確定性”的選項。

于是，東亞年輕人不生孩子，很難說是某一代人突然變懶或突然想開，

更像是這條發展路徑跑了幾十年之后累積出來的必然結果，

從小卷到大，工作繼續卷，卷到三四十歲還背著房貸與職業焦慮，

再要求在時間、精力、金錢都被壓縮的情況下承擔養育責任，

這件事自然會越來越像“不可能任務”。

但同樣要承認，這條路之所以能跑幾十年，是因為它確實管用。

日本從戰后廢墟走到世界經濟強國，韓國從貧窮農業國跨入發達經濟體，

中國用幾十年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并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

這些都是實打實的成果。

問題只在于，任何路徑走久了都會出現代價，

當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的主要任務基本完成之后，

繼續沿著“壓成本、補出口、補資本”的慣性前進，就會讓代價越來越大，并最終反噬人口與社會活力。

也正因為如此，近年的政策討論開始出現一個清晰的轉向信號，

把過去更偏向“投資于物”的資源，更多轉到“投資于人”。

202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開表述中，

明確提出“堅持民生為大”，并寫到“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

地方層面的探索也在增多。

湖北荊門發布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措施，

就把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具體化到一條條“真金白銀”的安排里，

包括輔助生殖補貼等內容，并明確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類似政策并不稀奇，真正重要的是它們背后的方向，

讓生育從“完全由家庭硬扛”，變成“社會共同分擔一部分成本與風險”。

東亞要緩解生育率危機，繞不開再分配與公共服務。

因為在出口導向結構里，家庭部門長期處在相對弱勢的位置，

單靠喊口號、單靠一次性補貼，很難對沖長期形成的結構壓力。

把一部分補貼出口、補貼資本的資源挪出來，去補貼年輕家庭，

去做托育體系，去讓住房、教育、醫療的邊際成本下降，這才是能觸及根子的調整。

同時，我國2024年城鄉居民養老金的平均月水平在兩百多元，

很多年輕人會擔憂父母養老壓力最終回到自己身上。

當養老、醫療、托育的公共保障不足，

家庭就只能靠自我儲蓄與代際轉移去對沖風險，

而生育正是最容易被擠掉的那一項。

因此，所謂“掉頭”，并不是否定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模式，

而是在新的階段把它從“只擅長跑快”變成“也擅長讓人活得穩”。

如果一個社會讓年輕人形成普遍感受，

生孩子意味著階層下滑、意味著職業中斷、意味著房貸教育醫療三座大山一起壓來，

那么無論再怎么宣傳，生育都很難回升。

但是如果社會讓年輕人感到生得起養得起，哪怕生育率回不到巔峰時期，

也能避免持續的下跌。

想想看，一個國家發展到技術、產業、基礎設施都位居世界前列，

但偏偏家庭沒有享受到發展成果，生育成本越來越大，

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根本不敢生育。

那有問題的就不是年輕人，而是現在的發展有問題。

但是只要能改正，將錯路掰回來，一切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