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武漢女大學生被老師追問，是否跟黑人留學生發生過關系

2002年，一個武漢女大學生被老師追問，是否跟黑人留學生發生過關系。女生羞憤不已當即否認，未曾想，老師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個艾滋病患者。
女孩叫朱力亞，大三學生，成績優秀，形象干凈。
在那天之前，她以為自己的秘密藏得夠深，從未在同學面前表露過多少情緒，連戀愛都悄無聲息地進行。
可那場無聲對話改變了一切，艾滋病，黑人男友，性行為……每個詞匯她都想逃避，偏偏沒一個能繞過去。
重新回顧朱力亞的病例，不只是“個體的不幸”，它刺穿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許多層保護膜。
艾滋病、性教育、跨文化戀愛，對于2002年的公眾和大學校園來說，幾乎是禁區。
在那個年代，大學校園正面臨劇烈變化，網絡的興起讓外界的文化快速涌入。
許多來自非洲、東歐甚至拉美的留學生，開始進入中國的高等院校深造或者交換，政府層面鼓勵國際交流，校內外也更頻繁地出現多元面孔。
朱力亞遇見馬浪，是在學校附近的音像店，當時的DV光盤尚流行，他曾用并不標準的中文問她：“這個，是武俠？”
她一笑，從此搭上了頻繁往來的列車，馬浪說他來自巴哈馬，說他暫時未婚，說他的父母都是外交官，那些言辭并不高明，但足夠讓一個22歲的女大學生動心。
武漢當時已經集聚了不少海外留學生，部分高校甚至開始設立專門的“外籍生接待指導員”來緩和文化摩擦、模擬國外教學體系的細節。
然而對于“性健康管理”，卻幾乎沒有體制內的回應或教育。
朱力亞就在這種結構性空洞中，選擇用情至深，她在日記中寫過：“我以為我能夠改變他，他對我的笑讓我相信一切都是未來的一部分。”
馬浪常常生病，早期她以為是飲食不習慣，但次數多了，她也開始追問，他總以“太熱”、“壓力大”搪塞，真正炸裂的那天，是校方突然介入。
“他失蹤了。”這是輔導員對她說的第一句話。
馬浪沒返回寢室，也沒上課，電話從那天起變成空號。
幾天后，武漢疾控中心聯系學校，稱一外籍學生確診HIV陽性，而他的活動軌跡包括校內及校外多人際交往，涉及若干異性接觸，調查名單中，她赫然在列。
被約談時，她一度懵了，起初極力否認任何實質性交往，一個人哭在教室的樓梯口。
但幾天后，她在疾控中心的初步篩查結果中呈陽性，次檢仍然如此，身體開始疲乏、夜間盜汗，她開始避開人群，扔掉牙刷，和宿舍集體調班。
不久后，朱力亞成為中國首位自愿公開身份的在校艾滋病感染者，通過《南方人物周刊》的深度專訪，她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發聲。
對比聯合國2023年的報告，全球艾滋病感染者達3900萬，新增130萬，年輕人（15-24歲）的感染率超過30%。
中國，這個純潔二字一度被教科書深植進教育體制的國度，青少年感染者正以每年數千人的速度上升。
據2023年“中國疾控中心年報”，學生類新增感染者達1.2萬人，平均感染者年齡約19.9歲，且男性占比逐年走高。
但數字再多，也敵不過一聲女孩深夜的哭嚎。
“我該怎么告訴爸媽，我連戀愛都沒有勇敢去談完，他們就知道我這個女兒早晚活不到畢業。”
朱力亞的身份公開引發巨大震動，有人支持，稱她是“前所未有的勇氣者”；有人怒罵，說她不知廉恥，還有人說她是“國恥”。
她休學一年，試圖隱姓埋名地回鄉治療，但她所在城市的醫院拒絕接診，一位醫生直接對她說：“我們沒有條件治療你這種病。”
不得已，她又返回武漢，在地方疾控中心的門診，每周吃藥，每月檢測，副作用使得她體重暴跌12斤，不得不剃去大部分頭發。
2004年末，她出版《艾滋女生日記》，其中寫道：“你以為人生會是研究論文、旅游和青春，然后，它突然變成針頭、病程和標簽。”
她也走上講臺，從武漢大學的小型座談會開始，到北京、廣州、成都各地高校，累計走訪87所學校，講述“一個女孩的親身警示錄”。
她不再化妝，也不遮掩手上的注射痕跡，她的演講中，不再講馬浪，也不再提族群，只反復強調：“防護，讓你活下來。”
2006年，武漢另一所高校亦爆出類似事件，某非洲國家留學生被查出艾滋病毒陽性，牽涉8名中國女學生，其中3人二檢陽性。
輿論高壓一度要求“強制檢測國外生”，卻引發“種族歧視”反彈。
跨國戀的現實，是文化差異+隱瞞+性教育缺位，這三者湊在一起，便有可能引爆悲劇。
而類朱力亞的遭遇，并不是對個體戀情的評判，而是對公共教育和體制反應的拷問。
朱力亞沒有最后贏得那場抗爭，她自殺未遂，后來因艾滋相關肺部感染惡化不治而亡。
臨終前她問醫生，“還有人像我這樣嗎？”
醫生說，“很多，但你是第一個讓我們開始思考制度的人。”
她的離世并未熄滅影響，2010年起，教育部發布《高校艾滋病防控指南》，首次明確要求將“安全性行為教育”納入高校新生教育內容。
2020年，已有超過63%的高校設立“防艾宣傳崗”。
她曾到訪的校園，如今逐步建立學生健康檔案系統、提供HIV快速自檢包，但做到完全覆蓋，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