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兩鄉下人來找陳毅，被警衛攔下后說：陳大冒子帶著豬蹄來了

1954年7月的一個悶熱午后，上海法租界一帶的梧桐樹被風吹得沙沙作響。街頭電車叮當而過，行人腳步匆匆，很少有人注意到路邊站著的兩個土布衣裳的中年人。他們肩膀被曬得發黑，鞋底磨得發白，手里卻緊緊拎著一個油漬斑斑的牛皮小袋，神情既緊張又倔強——這兩個人，就是從蘇北農村一路輾轉來到大上海的“鄉下人”。

兩人一打聽到陳毅市長的住所，卻在門口被警衛攔住。值勤戰士規規矩矩問：“有介紹信嗎？有約見條嗎？”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只能支吾著搖頭。規矩擺在那兒，警衛自然不會放人進去。

僵持了一會兒，那個身材粗壯、嗓門格外洪亮的鄉下人忽然急了，胸口一起一伏，大聲嚷道：“小同志，你去里頭打個電話，就說蘇北鹽城的陳大冒子，給陳軍長——不，對，給陳市長送豬蹄來了！”話音一落，警衛戰士愣住了。這個看似有些滑稽的自報家門，卻把時間一下子拉回到十多年前的硝煙歲月。

有意思的是，后來接到電話的陳毅聽到“陳大冒子”三個字，幾乎沒多想，就立刻說了一句：“快，讓他們進來。”能被一位開國元帥、一市之長這樣記住外號，背后總要有點來歷。那么，這個“陳大冒子”，究竟是個什么人？

一、永寧寺里摸魚的青年挑夫

時間往前倒回到1941年春天。新四軍軍部當時設在蘇北鹽城，抗大五分校借住在城里的永寧寺。那是一座年代久遠的古廟，松柏成行，石板小道兩側零星分布著幾口小池塘。表面看去清冷寂靜，實際上卻是抗戰時期華中根據地的一處重要培訓基地。

這天一早，池塘邊突然熱鬧起來。炊事員陳再發卷著褲腿，咬著牙跳進了還帶著寒意的水里。他伸手一探，手腕一翻，一條活蹦亂跳的魚就被拋上岸。圍在池塘邊的戰士們嚷嚷著、笑著，有人提筐接魚，有人站在一旁看熱鬧，不到兩個小時，堆在筐里的魚就有五十斤左右。

對于大多數戰士來說，這只是一場改善伙食的“好戲”；但對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來說，卻是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年輕的蘇北小伙子。陳毅從廟廊那頭走來，停在池塘邊，看著這個不怕冷、不怕累的小炊事員在水里翻騰，臉上露出幾分好奇。

從抗大五分校的同志口中，陳毅知道了這個青年的身世：鹽城附近的農村孤兒，父母早亡，只能在亂墳崗上搭個窩棚，靠打短工、要飯過活。農閑時，他與幾個同樣流落街頭的孩子躲在草棚里摸紙牌，小賭為樂。不得不說，這樣的經歷在當時的農村并不罕見，卻也讓他從小養成了一個不大光彩的習慣——愛玩牌。

1940年冬，新四軍打到鹽城。聽說這是一支“專門打日本鬼子”的隊伍，陳再發沒有多想，背起破布包就進城參了軍。炊事班的同志很快發現，這個看上去老實憨厚的小伙子，力氣大得驚人，能一口氣挑起兩百多斤的擔子，腳步穩得很。大家既佩服，又愿意逗他玩。

那時候，新四軍里南北戰士匯集一處。說話帶口音，開起玩笑來，格外熱鬧。江南來的被叫作“蠻子”，從山東一帶下來的被叫作“侉子”。陳再發既不是“南蠻子”，也不是“北侉子”，是地地道道的蘇北人，口音夾在中間。戰士們想來想去，給他取了個順口又帶點戲謔的外號——“陳大冒子”。

“冒子”在當地方言里帶點憨直、帶點莽勁兒。外號一叫開，他也不介意，反而大大咧咧地應著，笑得特別爽快。

那年春末的一天，抗大五分校負責人把他叫到一邊，語氣認真卻帶點親切：“陳大冒子，軍部那邊缺人，想把你調過去。你力氣大，又會張羅吃的，首長們行軍轉移也離不開挑擔子的。”這一句話，讓這個剛入伍不久的窮小伙子興奮得一晚上沒睡好。

1941年5月起，他從炊事班被正式調往軍部炊事班兼采購，任務很實在——挑東西，挑糧食，挑菜，必要時還得挑比糧食重要得多的東西：文件和書籍。

到了夜間行軍的時候，他肩上那副擔子就變成了“機要運輸線”。一邊是沉甸甸的鐵皮木板制成的文件箱，一邊是簡單的生活用具。幾十里夜路，只能摸著黑走，半點閃失不得有。陳再發憨，但不糊涂，這點輕重他心里比誰都明白。

1941年夏秋，日偽軍對鹽阜地區發動第一次大“掃蕩”，新四軍軍部由鹽城轉移到阜寧縣停翅港村。這個地方名字挺講究，相傳過去曾有鳳凰在港中小洲暫歇，所以叫“停翅港”。從那之后的幾年間，這里變成了華中抗日根據地政治、軍事領導的一個重要中心。

行軍路遠，環境惡劣，敵人封鎖線一道接一道。文件箱一旦丟失，就是政治和軍事上的重大損失。身為挑夫，卻擔著這種責任，說不緊張是不可能的。

等到軍部從停翅港再次轉移時，陳再發肩上的擔子，又多了一樣分量極重卻十分柔軟的東西——一個幾個月大的孩子。那是陳毅和張茜的長子陳昊蘇。

二、“小把戲”與“文件”的擔子

戰爭年代，軍隊里的孩子并不多見，更少有人會想到，把司令員的孩子交給一個出身貧苦的炊事員兼挑夫來照看。但恰恰就是這么安排了，而且事實證明，這個安排并沒有錯。

那段時間，日偽頻繁“掃蕩”，軍部被迫轉移。部隊要跨越舊黃河、大運河等多處封鎖線，一路上既要躲敵人，又要兼顧行軍速度。陳再發挑著文件箱，背著小孩，腳下是泥濘的田埂，頭頂是看不見敵人炮火的夜空，心里卻是擰緊的一根弦。

夜里要渡老黃河的前夕，張茜忍不住叮囑：“大冒子，孩子交給你，千萬要當心。”這話很實在，是一位母親的本能。陳毅在旁邊聽了，卻接著說：“小孩子不要緊，要緊的是全軍的文件，那可是我們的政治生命。”這話看似有點“冷”，其實不難理解。當時整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部署、指示、聯絡，全壓在這些紙張上面。

陳再發聽在耳里，心里一陣翻涌，脫口而出：“軍長放心，只要我陳大冒子死不了，文件丟不了，小把戲也丟不了！”“小把戲”三個字，說得頗有些土氣，卻透著親昵。這個綽號就此記在很多人的記憶里。

那一夜的行軍極為艱難，冷風透骨，河水冰涼。渡河之后，部隊又連夜急行。等到在一個小鎮附近終于停下來休整時，天已經微微發亮。張茜趕緊走到他身邊，看他氣喘不喘、腳抖不抖。陳再發卻咧嘴一笑：“腿不累，就是肚子里又開始唱戲了。”

這話聽上去有點滑稽，其實說的是體力消耗大，肚子餓得難受。張茜聽懂了，急匆匆跑到鎮上，用自己的錢買了一大包煎餅，讓這個挑夫先墊墊肚子。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大家條件都苦，女同志要拿出這點錢給一個兵吃東西，本身就說明了對他的信任。

1945年夏天，抗戰已經接近勝利，我軍在華中地區展開反攻。新四軍軍部從黃花塘出發，經淮陰北上山東臨沂。陳再發的擔子，又重了一截。除了文件、書籍和兩歲多的陳昊蘇之外，另外一頭又多了一個剛出生不久的男孩——在黃花塘出生的陳丹淮。

試想一下，一副擔子壓在肩上，至少一百多斤，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途中隨時可能遭遇襲擾，還要隨時準備分秒不誤地跟著隊伍轉移。能把這一程走下來，不僅靠力氣，更靠心里的那點韌勁。

幾年的磨煉下來，戰士們提到這個蘇北小伙子，基本有兩句話離不開：力大如牛，吃苦不叫苦。陳毅對他，也不只是把他當一個普通的勤務兵或炊事員，而是確確實實把重要的東西交到了他的肩膀上。

不過，人沒有十全十美。陳再發身上的“舊毛病”，遲早還是暴露了。

三、禁閉三天與“吹牛”的代價

1946年前后，華東野戰軍司令部設在臨沂。我軍在陳毅、粟裕等人的指揮下，打一仗勝一仗，連續取得戰果，一些國民黨軍將領被俘。被俘人員中的家眷也暫時集中看管，其中不少“太太”閑來無事，便湊在一起摸牌打發時間。

一天，陳再發路過，看見這一桌桌牌局，心里那點舊習慣蠢蠢欲動。他先是站在旁邊看熱鬧，只覺得“挺好玩”；時間一長，就忍不住上手，跟著坐下摻和了幾把。對他來說，也許只是舊日窩棚里那點“牌癮又犯了”，可在軍中紀律看來，這可不是小事。

消息很快傳到陳毅耳朵里。聽完情況匯報，陳毅很不高興，語氣嚴肅：“參加革命這么多年了，還能犯這樣的錯誤？身為部隊戰士，居然和俘虜家屬一起賭錢，這算什么？你在亂墳崗上摸牌，沒人管你；現在在軍隊里，這是嚴重影響。”

被叫到跟前的時候，陳再發低著頭，臉憋得通紅，不敢多辯一句。陳毅這一次是真的動了火，直接下命令：“關他三天禁閉！”這一決定看似冷硬，卻完全符合當時部隊對紀律的要求。

三天過去，禁閉期滿。照例要再談一次話。陳毅并沒有翻舊賬，而是把他叫來坐下，語氣仍舊不客氣，卻多了幾分耐心，講的都是為什么軍隊要有紀律，為什么個人習慣必須服從集體需要。這些話聽上去樸素，但對一個文化不高、出身貧窮的挑夫來說，就是最直接的思想教育。

此后不久，部隊南下作戰，第三野戰軍成立。陳再發隨大部隊一路到了華東、華中地區，在三野司令部當上了司務長。戰爭形勢越打越好，他這個挑夫也就在默默無聞中繼續干著自己的活兒。

新中國成立前后，許多老戰士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打了多年仗，槍放下了，回到地方后怎樣安身立命？有文化、有經驗的，很快就被安排在地方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像陳再發這樣，文化水平幾乎為零，算賬也算不明白，說話還有口重方言的，安排起來確實不容易。

全國解放不久，陳再發復員回鄉。區里干部翻著花名冊犯愁：這么個在部隊干了十多年、立過功的老兵，總不能隨便一塞了事。但讓他做文書，他不會寫；讓他管賬，他算不清；要安插在機關，既聽不懂會議精神，也不會寫報告。正進退兩難時，陳再發自己先說話了：“我在部隊就是挑東西的。回家還是挑東西吧。”

這話聽著簡單，卻透出一種認命卻不自卑的勁頭。區干部半信半疑，索性讓他試一試，抬出一擔約兩百多斤的大米，讓他挑著走上一段路。陳再發二話沒說，彎腰、扛繩、起身，肩上杠子一穩，當場就走出了一里多路，腳步平穩，沒見打晃。圍觀的人一陣驚嘆，這才真正信了“力大如牛”四個字。

從那以后，這個曾經給陳毅挑過文件、背過小孩的老兵，在家鄉成了一名普通搬運工。結婚、生子、日子一步步過下去。按理說，憑著他的力氣和吃苦勁，勤勤懇懇干下去，家里不說富裕，起碼不會太拮據。

遺憾的是，他花錢沒計劃，心里那點舊時的小賭習慣又時不時冒頭。復員費拿在手里，沒多久就折騰得七零八落。等到錢花得差不多了，家里又重新陷入緊巴巴的日子。談不上揭不開鍋，但稍有變故就捉襟見肘。

平常干完活，搬運工一群人坐在路邊歇腳，他嘴快，又喜歡說話，常常給大家講戰爭年代的事——怎么在永寧寺摸魚，怎么挑著“文件和小把戲”渡黃河，怎么在臨沂挨了三天禁閉。聽得多了，有人敬他一聲“老兵”，逢年過節請他喝一盅；也有人撇嘴不屑：“陳再發，你別吹牛了。你要真是給軍長挑過擔子，現在會在這兒挑大米？”

一句戲言，戳在心坎上。陳再發被這話激得“噌”地站了起來，粗聲粗氣地回道：“誰吹牛？不信，你跟我去上海，問問陳軍長！”說這話的時候，他顯然沒有考慮什么路費、時間，更沒想那么多“身份差距”的問題，只認定一件事——多年以前，那些挑擔子、摸魚、挨批評的日子都是真的。

這股子較真的勁頭，最后把他推上了去上海的路。

四、豬蹄與一份沉甸甸的回信

1954年，距離解放已經過去幾年，全國范圍的恢復建設有條不紊，上海這座大城市早已從戰火后的瘡痍中逐漸恢復生氣。對蘇北鄉下人來說，大上海仍是一座迤邐又陌生的地方。

那年7月，陳再發帶著那個曾當面說他“吹牛”的同鄉，坐上了去上海的車。從鹽城到上海，路上折騰了三天。對一個老搬運工而言，長途跋涉不算什么，真正讓他犯愁的，是見面時帶什么東西好。

一路上，他一會兒皺眉，一會兒撓頭。想送衣料？買不起太好的。送煙酒？市長家里什么沒有？轉念一想，心里忽然一亮：“陳軍長愛吃豬蹄子。”這個記憶來自戰火紛飛的那些年——肉少得很，有肉吃，往往就是煮上一鍋豬蹄，大家圍在一起啃。

琢磨到這一層，他就不再猶豫，買了四個豬蹄，用牛皮袋裝好，掛在腰間，一路護著。同行的同村人看到后差點笑出聲：“你也真敢，給上海市長提幾個豬爪子？傳出去不得笑掉大牙？”不難理解，對這個同鄉來說，市長就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禮物至少在外形上得體面一些。

陳再發卻并不理會。他覺得，打仗時候首長愛吃這個，那就比什么都實在。面對同鄉的質疑，他只拍了拍牛皮袋：“這是他愛吃的東西。”

到了上海，兩個人在嘈雜的街頭打聽了很久，才摸索到陳毅的住所。剛一到門口，就被警衛按規矩攔住了。沒有介紹信，沒有證明，按制度，是無論如何不能放人進去的。爭執之中，陳再發心里也急，肚子又開始不爭氣地“唱戲”。

于是，才有了那句帶著濃厚蘇北口音、又略顯急躁的自報家門：“就說蘇北鹽城的陳大冒子，帶著豬蹄來了！”這句話，既像玩笑，又像暗號。

電話打進屋里，陳毅的秘書一提“陳大冒子”三個字，陳毅立刻想起了那個在冰水里摸魚、在夜路里挑文件、因為賭牌被關禁閉的蘇北青年。多年不見，外號一響，往事全回來了。他沒有多問：“快，請進來。”

門一開，兩位鄉下人戰戰兢兢地跟著警衛進了院子。面對眼前熟悉又陌生的首長，陳再發先是愣了一下，隨后整個人挺直了，聲音卻不由自主地壓低：“軍長……”隨即意識到現在的身份，又改口稱“市長”。

陳毅笑著擺手：“在隊伍里叫慣了，怎么順嘴怎么來。”一句話，把形式上的距離拉掉了一半。

坐定之后，陳毅和張茜一一問起他這些年的生活：干什么工作，成家沒有，家里幾口人，過得怎么樣。陳再發如實回答，沒有夸大，也沒有刻意回避。說話間，他把牛皮袋放在桌上：“這是給首長帶的。”

一旁的同鄉臉色有點發窘，暗暗拽了一下他的衣角，怕這禮物拿出來太寒磣。陳毅卻饒有興趣地打開一看，里面赫然是四個豬蹄。瞬間，他笑聲爽朗：“還真是這個。那時候條件艱苦，這算大補了。你做的豬蹄子香，今天又有口福了。”

說完，他把豬蹄交給張茜，讓她叫炊事員加工一下，好好做一頓。對他來說，這四個不起眼的豬蹄，不是簡單的食品，而是一種來自舊日戰友的記憶。

吃飯的時候，陳昊蘇和弟弟也從學校回家。兩個孩子已經長大許多，站在桌旁，有些拘謹。陳毅順勢說：“快，叫聲陳叔叔。你們小時候，可是坐過他的擔子的。”孩子們有點不好意思，屋里卻笑聲一片。這句話，把當年那個在夜路里挑“文件加小把戲”的身影，又清晰了一遍。

飯后談話才是真正重要的。陳再發沒遮沒掩，把這些年輸錢、過苦日子的情況都說了。說到有人譏笑他吹牛，他眼圈有點發紅；又提到自己現在做搬運工，寄住在別人家里，難免低人一頭。聽得出來，他既有不甘，又有悔意。

陳毅聽完，先是臉色一沉：“共產黨革命，可不是靠吹牛過日子。你呀，你當年被關三天，看來還是輕了。”這話不見客氣，卻是當面點破。要是換作別人，聽了可能下不了臺。但他沒有停在指責上，轉而當著同鄉的面，肯定了陳再發在戰爭年代所做的事情：挑文件、行軍不叫累、照管孩子，這些都是實打實的功勞。

這一當面肯定，對那個同鄉來說，是最直接的“證據”。對陳再發而言，則像是一張遲到多年的“證明書”。在嚴厲和肯定之間，這種分寸感，不難看出陳毅在對待部下時慣有的做法：政治上嚴格，生活上不忘舊情。

談話末了，陳毅又一次提起賭博的問題，語氣很重：“回去以后，賭錢這條路再不能走。你是老戰士，在農村就得帶個頭，別拿功勞當本錢。”張茜在旁邊也勸他：有了這身力氣，踏實干，總能把日子過穩。

臨別前，陳毅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大部分，大約二百四十元，遞給陳再發。那個年代，這可不是小數目。張茜又加上五十元，一并塞給他，讓他回鄉好好安排生活，先把房子、鍋碗這類基礎問題解決了，再慢慢想其他。對于一位已經擔任上海市市長的老將軍來說，這樣拿出錢來，或許只是一次普通的幫助；對蘇北那個搬運工家庭來說，卻幾乎改變了接下來十幾年的生活軌道。

回到家鄉后，陳再發這一次是真被敲醒了。賭博的癮，他硬是咬牙戒掉，不再去湊牌桌。憑著一身蠻勁，繼續在運輸管理站當搬運工。當地政府也看在他革命老兵的身份和多年踏實干活的份上，給他蓋了兩間房子，配了一套炊具，讓他的家總算有了一個安穩的落腳點。

1979年夏天，他已經六十多歲，還在鹽城縣新興鎮挑擔子干活。人們提起他，更多當作一位老工人、老戰士。陳毅逝世的那一年，他從大喇叭廣播里聽到消息，整整哭了三天，對孩子們說：“要沒有陳軍長，早就沒我這個陳大冒子了。”

從永寧寺冰水里的摸魚，到老黃河渡口挑著文件和“小把戲”夜行；從臨沂三天禁閉，到上海四個豬蹄換來的一頓家常飯，這個蘇北農家子弟的一生，看上去平淡，卻把戰爭年代那種樸素的戰友情、嚴明的紀律觀，活生生表現出來。

在陳毅看來，像陳再發這樣的人，是革命隊伍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他會犯錯，會貪玩，會被舊習慣拖后腿，但在關鍵時刻能扛得住擔子，也肯為集體付出。對待這樣的老戰士，既不能縱容錯誤，也不能忘掉貢獻。政治上不放松要求，生活上能拉一把，這種做法并不張揚，卻在無形中影響了一大批人。

而那句“陳大冒子帶著豬蹄來了”，既像是一個昔日挑夫對首長的問候，也像是戰爭年代與和平歲月之間的一條細線，把過去和后來牢牢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