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斷網與戰爭陰霾之下：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如何繼續

2026年1月9日，伊朗全國斷網。與此同時，圍繞動蕩的視頻、圖像與消息通過不同渠道不斷傳播。由于通信受限與信息來源復雜，相關內容真偽難以核實，關于傷亡人數與局勢發展的說法在不同階段亦存在較大差異，外界對伊朗局勢的認知呈現出高度不確定性。

在真假難辨的信息與影像持續流傳之中，1月21日，伊朗斷網近兩周后，我從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出發，乘坐大巴，逆行進入伊朗。18個小時后，大巴到達大不里士。又在風雪中輾轉11個小時后，我抵達德黑蘭。

恢復的表象

在我到達德黑蘭時，這里已經恢復了往日那種無序的平靜。

在幾乎見不到紅綠燈的馬路上，灰頭土臉的轎車、總是載著至少兩人的摩托車、造型奇特的小貨車擠成一團，緩慢而頑固地向前蠕動。十字路口的汽車混亂地隨意插入和掉頭，摩托逆行穿梭其間，煩躁的喇叭聲層層迭起，司機幾乎不會為過馬路的行人減速。這種擁堵、混亂、無序，本就是德黑蘭的日常。

我曾不止被一位伊朗人嚴肅地提醒過，夜晚的德黑蘭是全伊朗最危險的地方，尤其是對于我這樣的獨行女性。在德黑蘭迎面走來的行人臉上總是籠罩著淡漠與麻木的平靜。暮色降臨后，這些被陰影遮蔽、難以辨認的神色，就更添一份陰郁和審視。這或許與不久前的動蕩不無干系，但事實上，在動蕩發生之前，這座城市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嚴格來說，伊朗人的網絡生活并算不上是完全的切斷，Eitaa、Bale、Soroush等本土應用仍可以使用，但所有的功能都類似于局域網。擁有一個小門面的中年男人百無聊賴地坐在門口，在他看來，斷網后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他向我展示本土打車、訂票、轉賬等APP使用一切如常。但高校中的科研幾乎徹底停擺，年輕人在本土應用中交流信息時如履薄冰。對依賴跨境業務的群體而言，斷網的影響更為直接。在亞美尼亞，我遇到了不少斷網幾天后就倉皇“逃離德黑蘭”的伊朗生意人。由于無法從境外撥通伊朗的電話，這些人聚集在青旅，交換著真假莫辨的信息，等候著家人每日報平安的長途電話。

1月23日，斷網兩周后，網絡在深夜悄然恢復，但運行極不穩定，網頁加載緩慢、消息發送遲滯。國外的數據漫游，則從始至終沒有一點信號。

連接的恢復，并沒有帶來確定性的回歸，信息的流動變得緩慢而斷裂，人們變得謹慎、沉默。網絡重新亮起，卻不再意味著通達，更像是一種被容許但同時是被限制的、間歇性的開放。

一切都像是恢復了，以一種“不得不”的方式。

德黑蘭的黃昏與傍晚

生存的重量

來到德黑蘭的第一天晚上，會說一些英語的出租車司機主動與我攀談。當提及我來自中國時，他突然激動地拔高聲音：“中國很漂亮，伊朗也很漂亮，伊朗有很多的金子，但是人們卻在挨餓！人們在挨餓！”他情緒激動地高聲重復著。而在此后與更多人的接觸中，我才真正體會到“挨餓”這個詞，對于普通伊朗百姓的生活意味著難以承受之重。

在這里，許多家庭需要夫妻兩人同時不停地工作，甚至兼做多份職業，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才能勉強維持最基本的生計。普通伊朗家庭幾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最基本生活物資上——租房、食品、藥品。作為最典型的民生物資，這里最普通的雞蛋價格大概為20個雞蛋3美元（約21人民幣），而普通人月平均工資，只有180美元（約1250人民幣）。平均工資與物價之間的比例已經嚴重失衡，而且據本地人所言，物價還在日益上漲。“食物的價格在上漲，藥品的價格在上漲。”談及物價，所有人的臉上都露出愁云慘淡的絕望神色。

20個雞蛋的價格為420000土曼（4200000里亞爾，約21元人民幣）

我在伊朗最初居住的旅店，老板擁有從父母處繼承的房子，因此即便斷網與內外形勢的緊張讓客房幾乎全部空置，但他的生活狀態相較而言還算穩定。在此前的伊朗的抗議活動中，不少人吶喊著表達對舊時代的懷念。談到近年來的生活，他反復使用的詞則是unclear（不清晰）、vague（模糊）、uncertain（不確定）。真正讓人焦慮的，并不是當前的辛苦與艱難的處境，而是這種對未來長久而持續的強烈不確定感。

他回憶到，在自己童年時代，大巴扎里的老人們臉上常常洋溢著笑容，而這種笑容的確已經很少在現在大巴扎商家的臉上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生活蹉跎的滄桑與無可奈何的平靜。而那時，每天工作大概八小時就足以養活一家人，除生活必需品之外，仍能留出相當一部分收入用于娛樂。說到這里時，他還半開玩笑式地援引了羅伯特·歐文的“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給自己”。

如今，人們更常談論的，不再是如何變得更好，而是不更快地滑落。

“你知道嗎？現在伊朗人之間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如果你是富人，你明天會更富；如果你是窮人，你明天會更窮。”在小咖啡廳里做著兼職年輕女孩臉上露出與年齡不符的沉靜與成熟，在每一個沒有客人的空檔，她都伏在狹小的前臺桌上復習功課，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我知道我不可能變得有錢，努力工作只是為了不讓自己滑落到越來越窮的境地。”

也許是因為擁有穩定的房產和一定的積蓄，那位旅店老板是我交談過的眾多伊朗人中最樂觀的一位。他提到，那些學習地毯編織的年輕人，他們知道伊朗的地毯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品質，他們相信當未來形勢變好的那一天，伊朗的地毯一定會在全世界暢銷。相比之下，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則更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國家在這一領域似乎永遠追趕不上美國和中國，于是便想方設法離開自己的國家。

“但是”，他強調說，“所有的人都覺得無論現狀如何，未來一定會變好。”“所有？”我問。他遲疑片刻，還是點了點頭。

然而，在德黑蘭，我遇到的卻是很多剛剛二十歲出頭就需要想方設法獨自謀生的年輕男孩女孩。我在快餐店結識的了一名穿著時髦的在校大學生，他需要自己賺取全部的生活費。“我是做設計的，平時會在網上接單，斷網的那兩周我沒有任何的收入來源”，他眼中帶著冷靜的恨意，“伊朗變得越來越糟，我已經記不清伊朗人陷入這種糟糕的境況有多久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在準備移民，未來我一定要去亞美尼亞或者歐洲生活。”

剛過了22歲生日、只身來到德黑蘭工作的女孩畫著精致的濃妝，正在為找到租金更便宜的房子而發愁。察覺出我因低血糖而身體不適時，她慷慨地分了我一半剛買的烤肉飯。她得不到家里的任何經濟支持，還要惦記著兩個正在讀中學的弟弟。而據她所說，在伊朗，約有80%的二十來歲年輕人都需要離開家庭，自行想辦法賺錢維持生活。

我問她，你對自己五年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暢想嗎？“五年？”她的表情陷入遲滯與茫然，像是在試圖理解一個過于遙遠的時間單位。“不知道，但我找到了一個非常便宜的房子，可以讓我住兩個月，這是我今天最開心的事了。”

對她而言，未來不再是向前展開的時間，而是變成被不斷壓縮、反復計算的生存周期。時間被切分成可以負擔的房租、可以維持的收入以及下一個尚未到來的不確定的節點。所謂“以后”，不再指向某個清晰的遠方，而只是被推遲的下一段現實。

無法確認的數字

在伊斯法罕，夜晚降臨時，步行街兩側的店鋪如常亮起溫暖的燈光，入口處換錢的馬仔們三三兩兩湊在一起，雙手塞進外套的口袋，晃晃悠悠地東張西望著；昏暗的步行道上，年輕的男孩們穿著旱冰鞋吹著口哨劃過我身邊，再也看不到動蕩后哪怕一絲狼藉的蹤影。而只有走到步行街盡頭，看見陰影處聚集著的全副武裝待命的警察時，一些后知后覺的、仍未散盡的緊張感才重新顯現。此時距離那場騷動發生之時，恰好過去了整一個月。

伊斯法罕步行街盡頭，全副武裝的警察仍聚集待命

關于這場全國范圍的抗議與動蕩，一些伊朗人與我慢慢熟稔起來后，總會忽然神秘兮兮地湊近問我：“你知道在這次的抗議中有多少人死去嗎？”

這些天，關于這次動蕩的死亡人數，從不同的人口中，我甚至沒有聽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數字。

出租車司機在紙片上寫下一個數字；那個獨自前來德黑蘭工作的女孩，則有些茫然地說出另一個數字；旅店老板最為中立，但強調著某幾日在德黑蘭的傷亡尤其嚴重；在長途大巴上，相鄰座位的男大學生抱著電腦，全程和身邊的朋友低聲研究著如何連上外網，偶爾開著玩笑。在談及抗議中死去的人時，平靜地向我講出“我的表兄弟和兩個朋友，都死了”，仿佛在講述一個已經遙遠的普通午后。

1月26日，我的伊朗手機號收到一條官方短信，稱將公布此次事件中所有遇難者的姓名及基本信息，以回應所謂的“捏造事實和虛假統計數據”。但我周圍的人們只是匆匆掃過這條信息……

我向一位伊朗的中產求證這些天差地別的數字，他疲憊地笑笑，沒有再給出任何確切的數字。“或許都不對吧。”他說，“沒有人知道……”他英語流利、條件優越，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移民的那一類人。但那天傍晚，他開著車，在夜幕降臨后的擁堵車流中緩緩前行。街燈一盞盞亮起，車燈在前方高低起伏。他的目光黯然且堅定地落在那些緩慢移動的燈光上，“我愛伊朗，我愛我的國家，我希望可以看著它變得越來越好。”

同一現實之下

在與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持續接觸中，一種并不顯性的割裂逐漸浮現。普通人對現實的理解，對外部世界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的想象，也并不沿著同一條軌道展開。它不像公開的爭論那樣激烈，卻在日常交談中反復顯現。

一位須發皆白、開車橫沖直撞的出租車司機，一路情緒激動地高喊：“We love America! We love Israel! Go die Khamenei！”而在我遇見的另一個最尋常的家庭中，情形卻截然不同。他們住在伊斯法罕遠郊，這家的男主人必須長時間開車維持生計。盡管生活拮據，他們仍熱情地邀請我去家中做客，把蔬菜湯里唯一的一塊肉放在了我的碗里。他們不會說任何英語，在翻譯軟件上緩慢地打字給我看：“美國和以色列給了我們巨大的外部壓力，是我們的敵人讓我們的食物變得如此之貴，讓我們的藥品變得如此之貴。”但當提及可能與美國發生的戰爭時，他們充滿自豪，對此毫不畏懼。每個人都堅信著伊朗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足以給予美國沉重的打擊。

事實上，在我所接觸到的伊朗人中，許多人對可能到來的戰爭或許感到焦慮，但幾乎沒有人真正害怕戰爭，更沒有人認為會輸掉戰爭。不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甚至期待這場戰爭，他們更不信任來自外部國家及其領導人所謂的“解放”會真的讓生活變得更好。但在他們的敘述中，戰爭已經不只成為了災難的象征，而是一種可能打破停滯的力量。他們已經厭倦了現狀，雖然沒有人知道戰爭是否會讓現實變得更好，還是更糟，但與其在緩慢而無聲的困境中消耗，他們更愿意面對一次劇烈而明確的變化。沒有人能夠確定戰爭會帶來改善，還是進一步的惡化，但戰爭所象征的對既有秩序的中斷，在長期看不到出口的現實之中，那種不可避免的巨大的“改變”本身，已經被賦予了接近希望的意義。

德黑蘭市中心革命廣場，高懸的“縱火者終將自焚”巨幅海報占據街景，畫面中美國軍艦被擊沉于海浪之中

無聲的消耗

“平靜？”當我問及目前的平靜更像是一場暫停，還是恢復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難以置信地高聲反問著，“我不認為現在恢復了平靜，我們平靜，而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平靜。因為我們仍然需要工作、賺錢和生活。”

是的，在經歷了規模如此大的全國性動亂后，人們仍要回歸最基本的生存，疲憊且麻木地工作著、生活著、掙扎著。

對于年輕人來說，如果父母沒有留下房產，他們或許只能一輩子租房。關于房價，旅店老板曾在計算器上敲出一個350美元（1平方米）的數字，在德黑蘭這樣的城市，價格還會更高。我在伊朗期間經常聯系的一名網約車司機，因平日需要在德黑蘭市區接單而在德黑蘭遠郊租了一間小房子，供一家三口居住。他總是沉默寡言，除了確認行程外幾乎不與我交談。而在我即將離開伊朗前，他忽然發來數條長長的短信，沒頭沒尾地反復表達自己的羞愧和歉意——他無法湊齊房租，想向我借當中四分之一的金額、5000萬里亞爾（約230人民幣）。我難以想象，是怎樣的困境才會讓他向一個陌生的外國旅客開口借錢。他是一個有著極強自尊的人，有時四五小時長途后，我在結算時偷偷多塞些錢，他數過后會把多出的錢盡數抽出來還給我。我無比希望，2億里亞爾是一個季度的房租，而后他告訴我，這只是一個月的價格。

在生活的重擔之外，許多年輕人試圖抓住的，還有離開當下生活的可能性，去另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國家，或者只是去往某種尚未被現實耗盡的生活。但對他們而言，這樣的可能性，仍然在不斷收窄。

在伊朗境內網絡看似恢復的一周后，我在旅店前臺碰見了用中文叫住我的女孩子。她已經考過了HSK（漢語水平考試）4級，正在準備5級，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到中國留學。“可是我沒有錢，這是我的兼職，但只能夠維持我的日常生活。”或許是已經習慣，或許是無力改變，伊朗人們談及自己生活的窘境時，總是表現出令人震驚的平靜。我很想要幫助她，幫她查詢可能爭取到的獎學金，起初她興致高漲，從前臺拿來紙筆，盯著我的電腦屏幕想要記錄些有用的信息。但因為極其糟糕的網絡環境，我們不停嘗試著旅店的WiFi和數據熱點才勉強打開一個網頁，而她手機屏幕上加我微信好友的界面，還在不停地加載轉動。

她忽然把筆丟在桌子上，一瞬間心氣全無地垮下了背，“而我甚至連上網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去留學呢？”

2月1日，黑市伊朗里亞爾與歐元的匯率已經飆到了驚人的180萬里亞爾兌1歐元。

比起來糟糕的經濟現狀和維持基本溫飽的艱辛，在日復一日的掙扎中被看不到盡頭的不確定感蠶食，才更像是真正的無望，這是無數伊朗普通人們如慢性病一樣長久而痛苦的折磨。他們不知道明天的匯率，甚至不知道明天的物價，不知道戰爭是否就會發生在下一秒。

改變什么時候會到來呢？也許是一年、一個月、一天，人們等待著，就像斷網期間反復刷新屏幕，期待某一次突如其來的網絡恢復，期待下一條信息毫無預兆地出現。

擁有著燦爛且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抗爭時充滿血性，在面對長久艱難的生活困境時，又充滿了韌性。然而，“韌性”不應當成為對苦難的稱頌，苦難的一切意義即是苦難本身。人們承受，并非因為認同承受的價值，而是因為別無選擇。

在德黑蘭的暮色里，人們依舊走向工作、回到家中、縮緊開支，繼續生活。這種對“活下去”的堅持，那不是出于希望，而更像是一種龐大、漫長，而無聲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