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游日本】萬行寺的歷史足跡與博多街巷的苦樂行旅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福岡市博多舊城的祇園町街巷中，有一處常被游客低估卻飽含歷史厚重的靜謐之地——萬行寺。這座普賢山萬行寺是浄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古剎，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時代，伴隨著博多城市的動蕩和變遷，靜靜見證著這里世代的悲歡與信仰。

初至萬行寺，首先映入眼簾的不是壯麗雄偉的伽藍，而是那一幅古樸的山門匾額，上書“普賢山”。山號取普賢菩薩之名，象征智慧與持戒；而“萬行”則取佛法無量行持之義，寄寓修行者在世間行善廣積的愿望。這座寺院由蓮如上人命令，其弟子性空（俗名七里隼人）于享祿2年（1529年）在普賢堂町結(jié)草庵，隨后逐漸發(fā)展成寺院，天文5年（1536年）正式獲本愿寺賜號為“萬行寺”。

在日本歷史的大潮中，萬行寺并非孤立。“戰(zhàn)國三杰”之一織田信長進攻石山本愿寺的時代風(fēng)云，萬行寺的第五代住持正海曾被傳說與當(dāng)時本愿寺的援軍毛利家一起并肩作戰(zhàn)，以致這里大門上至今還有毛利家的家徽。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曾在“石山合戰(zhàn)”中立下戰(zhàn)功，這一段歷史雖未必載入正史，卻足見寺院與日本宗教、政治交織的時代關(guān)聯(lián)。

與福岡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寺不同，如東長寺或崇福寺那樣建制宏大、朝代更迭中屢屢重修擴建，萬行寺的體量不大，卻在城市皮層中獨有一席。它曾幾度遷移：弘治3年（1557年）從普賢堂町移至冷泉町，冷泉町因此一度稱“萬行寺前町”；到了寬文5年（1665年），萬行寺遷至如今的祇園町。這種“遷移”的歷史并非流離，而是在城市和宗教生活網(wǎng)絡(luò)中尋找定位的痕跡。

行走在這條街巷，不免想象當(dāng)年參道還沒有被現(xiàn)代街道割裂的模樣：行腳僧侶的袍角拂過泥土，檀家信眾提著提燈或香火錢，在夜幕中虔誠步入此間。這些畫面雖不可復(fù)現(xiàn)，卻通過石板、木柱和庭院那抹靜謐，留存于今日訪客的步履與心境。

萬行寺最令人動容的歷史片斷之一，是與博多名妓“明月”的傳說相連。傳說她本名大秋，生于備中（今岡山縣一帶），年少時因本愿寺戰(zhàn)亂失去父母，漂泊到博多后被迫入風(fēng)月場。在經(jīng)歷人生低谷后，她與萬行寺結(jié)緣，常來寺內(nèi)為亡親及未婚夫祈福，其虔誠信仰傳為一時佳話。

據(jù)說，她在風(fēng)華正茂的22歲時病逝，葬于寺中。傳聞第49日即“中有”的節(jié)點，她的墓上竟然開出大朵的白蓮花，讓前來的眾人驚異不已。在佛教象征里，白蓮常代表純凈與超脫，這一傳奇讓許多訪客駐足沉思。如今，在萬行寺右側(cè)的一處墓地里，仍可見刻有“名月信尼之墓”的墓碑，許多前來參訪的人會在此合掌默禱。

我以為，這樣的故事應(yīng)該不僅僅是單純的民間傳說，它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與信仰的交織體，告訴后人即便是命途多舛，人們依舊可以通過信仰找到心靈的寄托與超越。

據(jù)說，萬行寺內(nèi)還珍藏有足利義昭、蓮如上人等歷史人物的書狀文書，這些文物平素不對公眾公開，當(dāng)然意在昭示萬行寺在日本宗教史乃至戰(zhàn)國末期動蕩歲月中的獨特位置。

由于位處博多舊市街，鄰近祇園町購物街與國體道路，與櫛田神社、博多祇園山笠祭等文化傳統(tǒng)地脈相鄰，讓這座寺院既是精神寄托，也是城市歷史的坐標(biāo)。參加博多祇園山笠祭的町人們在節(jié)日之外，或會順帶腳來到萬行寺前默默祈愿，無需喧嘩，只留心中的祈禱與熱忱。

漫步在萬行寺，行腳于福岡都市中心與古剎之間的時空縫隙，我忽覺人心最需要的不是宏偉，而是那份經(jīng)得起時間打磨的寧靜。這里沒有像巨大觀光寺廟那樣擁擠的人潮，也沒有耀眼的歷史宣傳，而是簡樸的木紋、斑駁的石徑、偶爾的鐘聲，以及人們在這些表面之下的虔誠與記憶。

從山門跨入，抬頭見“普賢山”四字，再緩步走過本堂與墓地，聽風(fēng)過樹梢，觀游客與參拜者的輕聲交談，歷史仿佛在耳邊低語。我自認為此次萬行寺之行不是簡單的見聞記載，而是一次心靈的慢行。當(dāng)我走出寺門時，街巷的喧囂會重新涌入眼簾，但內(nèi)心的平靜卻會隨著那段在萬行寺的時光，悄然延續(xù)。

愿這座小寺，繼續(xù)在都市的節(jié)奏里，保有一隅靜默的祈愿之所，讓海內(nèi)外訪客在其中讀見歷史、讀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