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吃殺豬飯

臨近臘月，村頭村尾山巒上，豬的嚎叫帶著點不甘，又有點兒歇斯底里，在村莊上空高高低低地回蕩。村民在水埠頭碰見，三兩句之后就問，“你家哪天殺豬啊？”“兒子女兒要來家幫襯嗎？”村里就那么幾個殺豬師傅，一家一家地輪著，不年不節的，不是周末，子女一般都來不了。

父母每年都養兩頭豬，地里的玉米、山芋，都是為這兩個大耳朵種的。豬欄緊挨著房子，隔著小小的家庭茶葉菊花烘房。豬欄門一開，青春年少的豬，大搖大擺到堂前來看看有啥好吃的。不過，對它們來說，是小時候從堂前被拎著耳朵嗷嗷叫著，拽到后面的豬欄里去的記憶。在那個寬大卻黑暗的居所，生活上一年，難得溜到堂前來偷吃。

母親說，豬欄里越黑越好，它們看不見天光，吃了睡，睡了吃，清清閑閑地過日子，容易長肉。豬再來堂前，已是膘肥體壯了。在母親敲豬食桶的引誘下，“哼哼唧唧”地過來。其實，它根本看不見，那漂亮的雙眼皮早胖成了細如絲線的瞇瞇眼。它聞著豬食，聽著熟悉的聲音，一步一搖地過來。它出了豬欄門，穿過烘房，然后進了堂前。然后，它就再也沒有然后了。

如果還有跟它有關的，不再是豬，而是家人眼里的火腿肉、肋條肉、豬頭、豬舌頭、板油。經過一年的辛苦，肥豬變成了豬肉，成為來年懸掛在屋梁上的臘肉、腌火腿。腌肉燉筍、辣椒炒火腿，都是山里的美食。人伺候豬一年，豬犒勞人一年，循環往復地過著，山村的日子就是這樣。

“下周殺年豬，你回來拿肉吧？要是沒空，過兩天放公交車上給你寄。”父親在殺豬前幾天，總是要委婉地說上一句。話語很隨意，對我并無多大“硬性”要求。殺豬，是徽州山里過年的預熱和前奏，是普通農家年底的大事。父親說，屋檐下關個豬，就是“家”?？蓺⒇i的日子，我常常走不開。母親是不看殺豬的，養了一年的豬，感情在那里。一日三餐伺候著，還時不時的有剩飯或是青菜，扔一把進去。豬在欄里“嗯吶嗯吶”地回應著，總給她欣慰。母親的任務是燒開一大鍋水，殺豬匠將一切準備就緒，她敲敲豬食桶，把豬帶到堂前，剩下的就是父親和別人的事情。

我沒有參與過殺豬，抓豬頭豬腳豬尾巴，還是扶長板凳之類，幾乎沒有參加過。我以前年齡小，不給做；后來長大了，又外出讀書謀生，沒有機會去幫忙。隨著年歲漸長，我偶爾回家，也是袖手旁觀。我姑家的老三是殺豬師傅，帶著兩三個人來。年過古稀的父親也幫不上忙了，他的任務是給大家當下手，泡茶遞煙，端一小碗豬血，潑在廚房門口的白墻上，流成一個紅彤彤的驚嘆號。這是村里豬已殺的印記。

生物鐘的時間點，讓我在朦朧晨光中醒來，窗外是淅淅瀝瀝的冬雨。忙好手里的事，我到家已近中午。時常是在過石橋轉拐角，看見父親從廚房出來，一臉的笑意：“來家了？中飯還沒燒呢。豬殺了358斤，你媽本事大了?！蹦赣H的聲音傳出來：“豬食今年主要是你爸負責的。菜準備好了，在燜飯啦。”堂前的肉凳上，一字排開大塊的肋條肉，兩只火腿放在八仙桌和小飯桌上，地上的竹匾里，橫七豎八的是各種切好的肉。樓梯口的竹叉上，懸掛著槽頭肉和豬肝。

父親毫不客氣地安排任務：換件衣服，把切好的肉搬樓上去，下午趁熱腌，開春不容易長蟲。我回家，能做的也就這小事——扛肉上樓。換上藍色的工裝服，手指插在尖刀戳出的小洞里，一手拎著一塊肉，看似輕松。舊式的樓梯很窄，且陡，我右手高，左手低，人橫著上樓，不拎高一點，肉就碰到樓梯了，沾上一層灰?？此撇恢氐娜?，“橫行”到二樓，讓人感覺腳踏在云上一樣，幾次下來，兩腳軟綿綿的。

豬三百多斤，火腿也有三十多斤，龐然大物一般。我彎下腰來，抓緊豬腳。豬皮碰到頭發沒事，重也是小事，主要是不能撞到墻。豬腳碰到墻壁有彈力，人站不穩要摔下樓，就樂極生悲了。自家的木樓梯，閉著眼都可以上去，但還是得小心謹慎。到樓上雜物房，放下來，孤身一人，分量好在還能把持住平放在長凳上。

中午的殺豬飯簡單，母親燒好了一鍋槽頭肉燉腌菜豆腐，一盤小炒豬肝，還有魚塊、豆腐角、青菜，吃飯的就是殺豬師傅和自家幾個人。下午得空，豬血焐好，大腸清洗煮熟，大鍋肉燒起來，那熟悉的氣味，才是正餐。村里的舅舅、小姨，一家家的早就打好了招呼。男人們一桌，吆五喝六地喝酒；女人孩子一桌，熱熱鬧鬧。吃殺豬飯跟過年拜年一樣，家里熱乎乎的。

很多年來，母親在殺豬前兩三天，常用軟尺從豬身前肢后方穿過去，量一下身圍。軟尺的單位，一邊是尺寸，一邊是厘米。母親把總長度減去一尺七寸，減好的厘米數，就是豬的重量。每次我都不信，可母親每次量出重量，都很準。母親這法子怎么來的，我一直都奇怪著，她總是笑而不語。

大家吃飯的時候，母親一直在忙。她為我準備了帶回城的肉和青菜，還有豬腸和豬血，滿滿的幾大袋。我那單開門的冰箱，真的是太小了。

原標題：《回家吃殺豬飯》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本文作者：江紅波

題圖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