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任內“旋轉門”畸變的風險

2025年12月17日，從未有過公共服務經驗的億萬富豪賈里德·艾薩克曼正式成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這一任命引發美國社會新一輪對特朗普人事任命的爭論和疑慮。美國行政體系長期遵循政治任命官員和職業公務員雙軌并行的規則。“政治任命”使美國政府高層人員得以流動，由此形成美國獨特的“旋轉門”機制。長期以來，“旋轉門”保證了美國政府內外政策的連續性和專業性，是美國國家創新體制的重要支撐之一。然而，特朗普任內的“旋轉門”卻發生了巨大變化。特朗普大大增加了政治任命官員的比例，且所任命的官員大多都是與他有著良好私交的商界“親信”，幾乎從未有過公共服務經驗，這勢必會加劇美國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帶來更多政策風險。

政—學—商的非正式網絡

美國的“旋轉門”多指精英人士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雙向流動，即美國政府、國會和軍界可從業界與學界吸納人才擔任公職，公職人員在去職后也可前往學界與業界任職。廣義的“旋轉門”不僅是人員的流動場，更是專業知識、政策邏輯和意識形態的傳導通道，人員、知識、理念、影響力的雙向交換構成溝通美國政—學—商的非正式網絡。

美國歷史上擁有學術、技術與政治相結合的傳統。1945年，羅斯福總統的科技顧問布什提交了《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直陳基礎科學研究對國家實力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正式打開美國戰后政—學—商的聯動局面。學者在研究機構積累的專業知識被用于輔助政府決策，政府將生產需要外包給軍工復合體，由此形成一個擁有相似邏輯的建制派精英群體。冷戰時期緊張的國際環境更促使這一群體踴躍服務國家，“旋轉門”被認為可以有效地將社會各界的智識力量匯聚到政府中，從而被固定下來，成為美國的政治傳統。

“旋轉門”的具體運轉模式包括以下幾種：第一種是各界人員直接在“旋轉門”內外穿梭。高學歷精英構成的技術官僚團隊是傳統“旋轉門”中的主力軍，托馬斯·謝林、亨利·基辛格等人均以學者身份進入政府，成為重要的學者型官員。第二種是業界與學界的智力成果被政界識別、吸納和應用，由此激發出政策聯動效用。這種合作模式往往是特殊歷史與戰略環境的產物，曾經動員學界傾力出動的“曼哈頓工程”是典型代表。第三種是政府根據需求直接外包項目，促使知識、信息和產品在“旋轉門”內外快速高效流動。這種方式最為常見。一方面，業界和學界的智識資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復雜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持和解決思路；另一方面，外包項目促使業界和學界聚焦于現實政策議題，從而為業界和學界自身發展注入了一股實踐性力量。

2025年9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新裝修的白宮玫瑰園宴請美國多位科技領袖。

傳統“旋轉門”受到擠壓

特朗普再度執政以來，美國的“旋轉門”正在經歷深刻重構：政—學一側的“旋轉門”幾乎停滯，而政—商一側的“旋轉門”則高度活躍。特朗普政府高度依賴個人忠誠與非正式網絡，大量招募與其理念相近的商界精英進入政府部門，導致傳統上依賴制度性通道（如官僚系統、智庫與高校）的“旋轉門”受到擠壓，而以“政—商”核心圈為特征的權力—利益交換網絡的作用更加凸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如彼得·蒂爾、大衛·薩克斯等硅谷科技巨頭，借勢直接嵌入政策議程的核心，展現出超常的政策影響力，推動政—商一側“旋轉門”快速旋轉。薩克斯被任命為白宮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負責人，直接參與科技政策制定，被稱為“人工智能沙皇”。蒂爾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地位更為關鍵，他不僅助力其政治代言人萬斯成為美國副總統，還通過在特朗普政府內鋪設千絲萬縷的人際網絡，將自身的實際利益、技術愿景與政治哲學植入美國政府運作中。

從特朗普的高層人事任命中可以看出，其任內的“旋轉門”以能夠配合他本人提出的政策為特征。特朗普不僅在科技與經濟領域倚重對其忠誠的商界人士，甚至在像駐外大使這類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應由職業外交官擔任的職位上，也安置一批與其私交甚好的企業家。如：美國職業籃球聯賽休斯頓火箭隊老板費爾蒂塔被任命為美國駐意大利大使，在線支付服務商貝寶聯合創始人豪厄里被任命為美國駐丹麥大使。

而政—學一側“旋轉門”則明顯受阻。從具體表現來看，特朗普個人持續將主流對外事務智庫和相關工作人員描繪為“失敗戰略的制造者”“華盛頓沼澤”，這些在美國“旋轉門”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智庫和知識精英幾乎徹底被排除在特朗普政府之外。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宣布，全面暫停國防部人員參與所有智庫及研究機構的活動。從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通過外部專家咨詢和智庫研討來“試水”政策的方式被徹底改變。政—學“旋轉門”的失靈意味著美國對外政策越來越脫離學術共同體的長期研究積累，轉而服從于短期政治判斷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專業知識不再進入決策回路。即使特朗普偶有吸納學界人士，他也更看中私人社會關系網和意識形態導向而非學者的專業學術能力。

受此影響，科工復合體（白宮、國會和以硅谷巨頭為代表的科技企業）取代傳統軍工復合體嵌入國家安全體制中，“旋轉門”的安全化傾向不斷加劇。科工企業安杜里爾在特朗普上任不久宣布接手微軟，與美國陸軍簽訂了一項價值高達220億美元的合同，負責管理“集成視覺增強系統”項目。此前，硅谷科技公司對國防和國家安全事業大多持觀望態度，一方面是出于對“科技遠離政治”價值觀的信仰，另一方面是他們認為，國防行業會消耗大量資金，不符合傳統科創企業的生存法則。但是特朗普的兩個任期大大改變了這一傳統，硅谷的科技企業對介入防務領域的興趣飛速增加，一個顯著表現是“執行創新軍團”的出現：元宇宙首席技術官博斯沃思、OpenAI產品負責人威爾、帕蘭蒂爾首席技術官希桑卡爾等硅谷高管正式加入美國陸軍預備役，專注為軍方提供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等科技服務，推動美軍的技術化轉型。

對美國政策決策機制的影響

特朗普任內“旋轉門”走向畸變，看似只是從側重學界變為側重商界，但政—學“旋轉門”與政—商“旋轉門”有本質區別。進入政府的學者通常擁有相關領域的長期知識積累以及在政府任職的經驗，而這恰恰是特朗普現在任用的商界人士所缺乏的。更甚者，特朗普任內的政—商“旋轉門”不同于傳統的政—商“旋轉門”，新型政—商“旋轉門”表現出強烈的“硅谷式商業色彩”。與傳統軍工企業代表的謹慎持重不同，活躍在特朗普任內“旋轉門”的新興科工企業人士奉行短周期、低成本和高毛利的策略，他們在“旋轉門”中頻頻進出，將敏捷迅速的硅谷文化注入公共部門，以管理初創公司的方式管理國家，將導致美國政策更靈活多變、不可預測。

特朗普依賴商界人士絕非偶然，此舉是其解構傳統政治生態、構建個人權力體系的核心手段。特朗普急于將自身形象打造為排斥技術官僚、服務普通民眾的“反建制”總統，自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地革除“深層國家”，這些行為看似在“反對精英”，但實際上只是一種選擇性的反對。特朗普對美國政府內部的改革僅僅打壓了作為美國社會中層的“普通精英”，而利好了以硅谷技術右翼等為代表的極小范圍的“超強精英”，進而催生了由頂級技術精英、政府高層與資本巨頭構成的統治聯盟。當前，一些重大議程設置與政策決策都高度集中在這個封閉的圈子內，使得政—商“旋轉門”表現出同質化、封閉化和高度內聚的特色，而傳統決策機制的穩定性、多元性和專業性被大大降低。

這種畸變的“旋轉門”將深刻塑造美國對外戰略的議題設定、政策工具與意識形態框架。與特朗普政府保持密切聯系的新興科工企業家為謀取利益，將中國塑造為結構性對手，繼而構建起基于技術爭霸、生存競爭與文明對抗的敘事。他們不僅對政府政策施加影響，還同時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期望成為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哲學王”。借助“旋轉門”的快速轉動，他們將思想理念灌注給普通民眾，為政策決策確立合法性根基，并革新美國行政體系的運轉方式。

這一趨勢或將導致一個新型“寡頭知識分子階層”的形成。該階層統合了“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技術資本”與“文化資本”，擁有極強的內政外交影響力和輻射范圍。在其影響下，傳統官僚體系下的機制性框架將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個案化、更受短期利益和即時政治壓力驅動的決策模式。這些新型“旋轉門”內的活躍人士持有過度自信的技術進步主義心態、道德優越感和對中國的刻板認知，認為世界運轉的規律是零和博弈，中美競爭是非此即彼的文明之爭，因而在其主導下，穩定中美關系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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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同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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