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弘俶為何寧愿“亡國”也不一戰？《太平年》里沒說的制度死穴

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讓五代十國這個長期被忽略的亂世進入大眾視野。劇集聚焦吳越國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的故事，在強敵壓境的緊張氛圍中，細膩呈現了一位國君在“保境安民”與“固守基業”之間的掙扎。但劇情為了敘事流暢，難免簡化復雜的歷史背景，想要真正讀懂錢弘俶每一次決策背后的深層邏輯，杜文玉教授的《五代十國史》是不可或缺的配套讀本。該書系統梳理五代十國制度脈絡，以扎實的史料為支撐，從政治、軍事、經濟等維度拆解亂世運行的底層規則，讓觀眾在追劇之余，看清錢弘俶抉擇背后的制度約束與時代必然。

《五代十國史》（全2冊），杜文玉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政治：藩鎮割據下的權力困局

《太平年》用大量篇幅刻畫朝堂博弈與外交周旋，但對五代十國的制度底色著墨不多。普通觀眾很難理解，為何錢弘俶面對北宋的壓力，始終不愿選擇強硬對抗，為何朝中主戰派的呼聲最終未能成為主流。杜文玉的《五代十國史》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書中對“藩鎮割據”政治制度的詳細剖析，揭開了亂世權力結構的核心密碼。五代十國的諸多政權，大多由藩鎮節度使脫胎而來，地方勢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權形同虛設。這種制度基因決定了各國的生存邏輯：政權的穩固依賴地方軍閥的支持，而軍閥的忠誠又極具流動性，“城頭變幻大王旗”成為常態。

錢弘俶所處的吳越國，雖地處東南一隅，遠離北方戰亂核心，卻也未能擺脫藩鎮制度的影響。《五代十國史》記載，吳越國的建立者錢镠本就是唐末藩鎮將領，立國后雖努力強化中央權威，但境內仍有不少手握兵權的地方勢力。這些勢力表面臣服，實則各有盤算，一旦遭遇外部強敵施壓，很可能趁機作亂。《太平年》中，部分將領屢屢主張與北宋一戰，除了忠義之心，也暗藏著借戰爭擴大自身勢力的私心。錢弘俶的隱忍與克制，并不是單純的懦弱或仁慈，而是看清了藩鎮制度的致命缺陷。如果選擇對抗北宋，不僅要面對外部強敵，還要防范內部藩鎮趁機反噬，腹背受敵的局面大概率會讓吳越國瞬間分崩離析。

《太平年》劇照

軍事：短板之下的理性權衡

后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有句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可見在亂世手里有兵，才是一切的基石。軍事制度的短板，是錢弘俶放棄對抗的另一重關鍵約束。

這一點在《五代十國史》中有詳盡闡釋。五代時期的軍隊，大多由藩鎮私兵演變而來，士兵與將領之間形成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忠誠度取決于利益綁定而非國家認同。書中記載，這一時期的軍隊“驕兵悍將，動輒易主”，戰斗力參差不齊，且軍費開支浩大，對各國財政構成沉重負擔。吳越國長期處于和平環境，軍隊缺乏實戰歷練，與身經百戰的北宋禁軍相比，差距懸殊。

《太平年》中，錢弘俶曾站在城墻上眺望練兵場，眼神中滿是憂慮，這一幕恰是對當時軍事困境的生動寫照。北宋統一南方時，南唐擁有一二十萬大軍，卻在宋軍面前不堪一擊，最終國破家亡。錢弘俶深知，吳越國的軍事實力遠不及南唐，貿然開戰，不僅無法抵御宋軍進攻，還會讓百姓陷入戰火涂炭。劇中他拒絕主戰派“整軍備戰”的提議，是基于軍事制度的客觀差距做出的理性判斷。與其做無謂的犧牲，不如以納土歸宋換取百姓安寧。

經濟：和平繁榮的脆弱根基

不僅是軍事因素和政治因素，吳越地區的經濟壓力也不可輕視。

《太平年》偶爾會通過百姓流離失所的場景暗示備戰的代價，但未能深入展現五代十國經濟制度的核心矛盾。杜文玉在《五代十國史》中指出，這一時期各國賦稅繁重，百姓負擔沉重，其根源在于分裂格局下的資源內耗。各國為了維持軍隊與統治，不得不加重賦稅、征召壯丁，而長期的戰亂又導致土地荒蕪、貿易中斷，形成惡性循環。

吳越國之所以能成為亂世中的“世外桃源”，關鍵在于錢氏家族堅持“輕徭薄賦”的治國理念，興修水利、發展農桑，讓境內“無棄田，無饑饉”。《五代十國史》詳細考證了吳越國的經濟政策，指出其繁榮建立在穩定的農業生產與相對寬松的賦稅制度之上。錢弘俶深知，一旦開啟戰端，必然要打破現有的經濟平衡。為了籌集軍費，不得不加重賦稅，為了補充兵源，不得不征召壯丁，多年積累的太平局面將瞬間崩塌。劇中他看著因備戰而流離失所的百姓滿眼不忍，這種情緒背后，是對經濟制度脆弱性的清醒認知。他明白，吳越國的繁榮如同易碎的瓷器，唯有維持和平才能存續，而對抗北宋意味著親手打碎這份安寧。

生態：務實至上的亂世規則

除了政治、軍事、經濟制度的約束，《五代十國史》對亂世政治生態的描摹，也讓《太平年》中的人物行為更具說服力。劇中，錢弘俶與南唐后主李煜的書信往來、與北宋大臣趙普的暗中接觸，看似個人層面的外交周旋，實則是五代十國政治規則的體現。杜文玉在書中指出，五代時期的政治缺乏固定的道德準則，“務實”成為官員與君主的核心生存法則。各國之間的結盟與背叛、臣服與反抗，皆以現實利益為導向，而非堅守單一的忠義觀念。

這種政治生態影響著每一位統治者的決策邏輯。錢弘俶并非不重視祖宗基業，但他更清楚，在亂世之中，政權的存續依賴對現實利益的精準判斷。《五代十國史》中記載的諸多案例，都印證了這一點：后唐莊宗李存勖因驕奢淫逸失去民心，最終身死國滅；后周世宗柴榮因務實改革，讓后周成為最具統一潛力的政權。錢弘俶的納土歸宋，正是這種務實政治生態的極致體現。他放棄了君主之位，卻保全了吳越國百姓的安寧，讓境內的經濟與文化得以延續。

《太平年》作為文藝作品，著重渲染人物的情感與抉擇的戲劇性，而《五代十國史》作為學術著作，則提供了理解亂世的理性框架。兩者結合，讓這段歷史變得立體豐滿：劇情讓我們共情錢弘俶的掙扎與擔當，著作讓我們看清他抉擇背后的制度約束與時代必然。當我們在劇中看到錢弘俶拒絕主戰派的提議、派人向北宋稱臣納貢時，通過《五代十國史》的解讀，便能明白這并非單純的妥協，而是基于藩鎮制度、軍事短板、經濟壓力等多重因素的理性權衡。

誠然，五代十國這段歷史充斥著暴力與混亂，但這又是一個制度轉型的關鍵時期，藩鎮制度的衰落與中央集權的復蘇，在各國的生存博弈中悄然演進。錢弘俶的抉擇，既是個人品格與家國情懷的體現，也是制度演變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的終點，錢弘俶納土歸宋，吳越國平穩歸入北宋版圖，避免了戰火浩劫。這一結局的背后，是亂世制度的殘酷與無奈。任何歷史抉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制度的底層架構、軍事的實力、經濟的基礎，共同構成了抉擇的邊界。

讀懂《五代十國史》、讀懂錢弘俶的抉擇，不僅能更好地欣賞《太平年》的敘事深度，更能理解制度對個人命運與國家走向的深遠影響，這正是歷史題材作品與學術著作結合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