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海歸王竹卿騙補貼壓榨學生，揚言要回日本

被舉報的王竹卿是四川大學的博士生導師。

舉報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教導下碩博研究生，而且這些學生全部選擇實名舉報。

今年開年，學術圈最炸裂的新聞，就是那份在網上瘋傳的《王竹卿涉嫌違法違規》PDF。

83頁材料、236張報銷憑證、97段錄音，外加一堆聊天記錄。

不是誰空口造謠，而是28個學生把自己幾年里遭遇的種種，硬生生整理成了一本“血淚說明書”。

2月5日這份材料公開，2月7日王竹卿辦公室就被貼上了封條，說明事情的嚴重程度，已經遠超一般的學術不端。

先看他怎么拿錢。

按理說，國家級大項目的申報書應該寫滿技術路線、數據支撐、預期成果，但王竹卿居然能在里邊堂而皇之地塞進《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片段，把七個小矮人硬改成“七個研究方向”。

更離譜的是，這種兒戲居然沒在評審環節被刷掉，還真讓他拿到了三千多萬經費。

要么說明部分評審根本沒仔細看，要么就是有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錢一到手，他立刻開始玩左手倒右手的“私費公報”。

把并沒在國內做研究的日本熟人包裝成“全日制博士”，學校每月給對方按時發補貼。

辦所謂“國際會議”，強迫學生每人掏幾千注冊費，總共收了18萬，再用虛高的場地費、服務費名義向學校報銷了12萬，等于從學生和學校兩頭吃。

更細一攤報銷單，你會發現所謂“科研支出”里，塞滿了家庭開銷。

岳父看病的錢，女兒補課的錢，家里還房貸的錢，都能通過各種發票掛在項目上報給學校和財政。

科研樓成了他家的“公賬出納”，實驗室成了變相洗錢的中轉站。

對他來說，經費早就不是“國家的錢”，而是自己掌控的“大號私人錢包”。

如果說貪錢是職業道德問題，那王竹卿在價值觀上的“翻墻”，就不僅僅是職業操守的事了。

看履歷他是國內重點大學出身，后來在日本長期生活工作了十幾年，全家拿了日本永居，妻女定居海外。

他本人回國進高校當特聘專家，更多像是“帶著日本身份來中國賺錢做項目”的狀態，人坐在四川，心思卻始終不在這片土上。

這種心態在平時的言行里暴露得很明顯。

有學生爆料，在公開場合他當面說出“南京大屠殺是誤會”“歷史被夸大”這種話，這已經不是“觀點不同”，而是在踩國家記憶和民族底線。

他組織中日韓學術活動時，刻意把會議日期壓在9月18日，還不允許學生提這個日子敏感，被提醒時反過來罵學生“記仇”“沒出息”。

在學術操作上，他一邊享受國內“高層次人才”的頭銜、待遇和項目，一邊強迫學生往帶有明顯“臺獨”或外部勢力背景的刊物上投稿，把學術成果當成他個人政治投機的籌碼。

在這種情況下，導師不再只是科研上的指導者，而變成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包工頭”：延畢、不給畢業推薦、不發材料，都是他可以隨時拿出來壓人的工具。

結合他“全家在海外、自己在國內賺經費”的狀態，再看那句學生們記錄下來的原話：“大不了我賣房走人，你們一個也別想好過。”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導師脾氣問題，而是典型的“裸官思維”。

把國內高校當作暫時的淘金地，出了事拍拍屁股就能走人，留下爛攤子讓學生和學校自己收拾。

也正是這種心態，讓他在做事時完全不考慮后果，覺得哪怕東窗事發，自己還有“回日本養老”的退路。

在這種環境里，那些碩博生經歷的幾年，與其說是求學，不如說是“被困”。

王竹卿借著這種權力，把各種不合理要求壓到學生身上。

實驗數據完不成就連夜加班，身體扛不住也得死撐。

剛裝修完、甲醛味嗆人的實驗室照樣要求全天待命，蟑螂橫行、基本安全衛生都沒保障，學生連抱怨都不敢大聲。

稍有不合心意，就罰站、寫長篇檢討，甚至以延遲畢業相威脅。

事情真正惡化，是當學生們試圖通過校內渠道維權，卻發現層層“緩沖”。

有的老師勸“再忍忍就畢業了”，有的管理部門出于“保護學校形象”不愿深挖，有人甚至暗示他們“不要影響大項目和人才計劃”。

在這樣的局面下，28個人最后選擇抱團，不再只在辦公室里默默受氣，而是把證據一條條整理出來，走向公開。

這件事的核心，已經遠不止“某個教授貪了多少錢、說了幾句狂話”，而是暴露出一個危險的結構性問題。

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人才引進、項目管理里，對“境外長期居住”“家庭全部在海外”的所謂高端人才缺乏有效約束。

一邊給頂級待遇、巨額經費和敏感研究機會，一邊卻對其政治立場、價值觀和真實意圖管得很松。

有些人一手吃著國內資源，一手把錢、人脈往外輸，真出事時還想著“跑回第二故鄉”。

這83頁PDF，是28個年輕人在絕境中打出的最后一張牌。

他們不該也是最后一批只能靠“自爆導師”來自保前途的學生。

如果制度不變、監管不硬，王竹卿倒了，遲早還會冒出“張竹卿”“李竹卿”。

真正該做的，是讓那些把中國當“提款機”、把高校當“自留地”的人，知道這條路走不通，知道“拿著中國的錢說中國壞話、順手往外搬東西”不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