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怕什么來什么，聯合國修改二戰歷史，將日本釘在恥辱柱上

日本政壇這兩年動作頻頻，修憲、擴軍、炒作安全議題，一步比一步激進，高市早苗上臺后，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更是曖昧。

偏偏就在這種時候，聯合國公開給二戰起點下了新的歷史定性，矛頭直指日本，這一錘下去，動靜不小。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日本右翼如此執著于將那場戰爭稱為“太平洋戰爭”或含糊其辭的“那場大戰”？

因為如果起點是1939年，日本就像是一個趁火打劫的投機客，是在德國把歐洲攪得天翻地覆之后，才動了心思的“從犯”。

這給后來的洗白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但如果起點是1937年，甚至更早，性質就完全變了，那就意味著，在希特勒還在慕尼黑啤酒館里醞釀野心的時候，東亞的土地已經被鮮血浸透。

也意味著，日本不再是軸心國里的“小弟”，而是點燃世界戰火的第一根火柴，是法西斯暴行的“源頭”。

這就是為什么羅伯特·弗蘭克和拉納·米特這些歷史學家的論證，在這個冬天顯得如此刺耳，他們把那一層窗戶紙捅破了：中國抗戰不僅是二戰的一部分，更是二戰的序幕，這種學術界的轉向，讓東京政壇感到脊背發涼。

畢竟，當“從犯”變成“首惡”，所有基于“受害者心態”構建的戰后敘事，都將面臨滅頂之災。

把目光投向當下的日本政壇，高市早苗們的焦慮，其實早就寫在了臉上，這一年來，無論是在國會辯論還是街頭演說，他們都在瘋狂地推銷一種概念：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要修改憲法，要擁有對他國基地的攻擊能力，甚至要重新討論“無核三原則”。

這套激進的擴軍方案，有一個隱秘的前提——那就是模糊歷史，只要歷史是模糊的，只要日本能維持一種“雖然我也干了壞事，但我也是戰爭受害者”的曖昧形象，那么重新武裝就似乎有了“防衛”的正當性。

但聯合國這次的“時間前移”，簡直是釜底抽薪，如果確立了日本是二戰的“始作俑者”，那么今天任何形式的軍事松綁，在國際社會的眼中，就不再是“正常化”，而是“積犯重操舊業”。

就好比一個有著嚴重縱火前科的人，突然申請購買大功率噴火器，理由是“為了自衛”，你覺得鄰居們會答應嗎？

還記得去年石破茂僅僅因為說了一個“敗戰”，就被黨內同僚圍攻得體無完膚嗎？在那幫人眼里，只能說“終戰”，絕不能說“敗戰”。

而現在，國際社會不光要讓他們承認失敗，還要讓他們承認這一切換是他們親手開啟的，這對于試圖以此為基石重建軍事大國夢的保守派來說，無疑是一記悶棍。

今年，2026年，是一個極具分量的年份，八十年前的那個春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

那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司法長跑，整整兩年七個月，400多位證人出庭，4000多件證據被呈上法庭。

那些發黃的卷宗里，記錄的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南京城內20萬以上的亡魂，是731部隊實驗室里那些慘絕人寰的生化檔案。

日本右翼這些年極力想做的，就是把這4000多塊拼圖打散，只挑出對自己有利的那幾塊——比如東京大轟炸，比如原子彈爆炸。

他們試圖用“原子彈受害者”的悲情敘事，來覆蓋“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敘事，這招數用了幾十年，確實騙了不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但現在，這塊遮羞布正在被狠狠撕下。

當二戰的起點被定格在亞洲，當侵略的源頭被死死鎖定在東京，那些試圖用“核爆”來為“侵略”洗地的邏輯瞬間崩塌。

邏輯很簡單：是因為你無視了波茨坦公告，是因為你不僅不投降還準備搞“一億玉碎”，才招致了最后的毀滅。

因果關系是鐵律，任何試圖倒果為因的詭辯，在那個莊嚴的法庭判決書面前，都顯得蒼白且無恥。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這個時間節點的發聲，與其說是外交辭令，不如說是一次穿越時空的點名。

八十年了，有些人還沒從那個瘋狂的舊夢里醒來，還需要被再次提醒：那個審判席，其實一直都在。

我們常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歷史更像是一塊頑固的化石，你可以試圖用泥土掩埋它，用雜草遮蓋它，甚至用精美的油漆去涂抹它，但骨骼就在那里，斷裂處就在那里。

高市早苗們的恐懼，本質上是對真相復歸的恐懼，他們以為只要等待親歷者一個個老去，只要把教科書改得面目全非，罪惡就會隨著時間煙消云散。

但他們算錯了最重要的一點：在這個信息高度互聯的時代，在這個全球南方國家日益覺醒的時代，話語權不再壟斷在少數人手中。

將二戰起點前移，不僅是給中國乃至亞洲受害國一個公道，更是給當下的世界提了個醒，當一個國家不僅不為當年的縱火懺悔，反而還在試圖把手伸向新的火把時。

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把那本厚重的歷史書重重地摔在桌面上，翻到第一頁，指著那個日期告訴它：看清楚了，是你先開的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