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作家的“不平則鳴”

一些作家寫作屬于“不平則鳴”，感覺有什么不公平的，就要寫出來，感覺有什么不公正的，就要說出來，似乎他們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中的鴨子，最先知道一些社會信息，也會最早做出一些評論，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而不是像權貴那樣官官相護。

孔子說過詩歌的四種功能，叫做“興觀群怨”。其中“興觀群”的功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怨”的功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或者說在權力系統的挾持下，詩歌“怨”的功能受到了限制。統治階級掌握權力，并不想讓詩人們寫怨刺的詩歌，也不想讓散文家寫抨擊時政的散文。作家要創作小說，有可能諷刺當時的社會現實，可是統治階級仍然要控制他們的寫作，不讓他們諷刺力度太大，或者說不讓他們諷刺現實。于是作家就只能寫古代的事，寫未來的事，寫外國的事，卻偏偏不寫當下的事。雖然他們可以借古諷今，可以借助未來的事對比當下的事，可以借助外國的事對比當下的事，但統治階級并非毫無察覺，而是讓其有限度地發表作品，而不會完全放開。詩人往往比較多愁善感，遇到不公平的事，就要發泄出來，主要還是對自身命運的不公平發出喟嘆，就像李白寫的那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又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矛盾的，尤其有了功名利祿之心之后，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自己了，寫的詩歌大多充滿了功利之氣，沒有什么曠達的情懷。追求功利的人會引用他的詩歌，而閑適散淡的人也會引用他的詩歌。似乎他的詩歌是萬金油，可以獲得不同人的認可。

一般來說，社會上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尤其是普遍存在階級壓迫，并不是詩人能夠改變的，也不是散文家和寫小說的能夠改變的。韓愈在《送孟東野序》里面說：“物不得其平則鳴。”不僅是詩人，作家也是這樣，受到了打擊，就會像動物一樣悲哀地鳴叫。無論詩人還是作家，都有一定的文字表達功力，會用文字來表達不平之氣，會悲哀地鳴叫，但這種叫并不被統治階級喜歡。即便有些詩人已經成了體制內的官員，也仍然要“不平則鳴”。可是這種不平，只是他們認為的不平，或者說是被統治階級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的不平，卻不是真正的不公平。真正的不公平是階級差距，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榨和剝削。可是詩人或作家并沒有完全表達這種壓榨和剝削。而是轉向了內心，要慨嘆自身命運的不公，雖然有一些小家子氣，但寫出來的詩文可以發表，寫出來的故事也可以發表，并不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也不一定有清醒的認識。看似“不平則鳴”是一種創作動機，或者說“不平”誘發了“鳴”，實際上只是詩人或作家感受到自身的命運不公平，卻沒有感受整個社會的不公平，或者說他們看到了階級差距和壓迫，卻并不能改變現狀，甚至寫出來都不行。

詩人還好說，寫一寫春花秋月，寫一寫個人的小情緒，當然是可以的，甚至這樣的作品多如牛毛，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但就是可以發表，可以傳唱不衰，證明統治階級在用這樣的詩詞來愚民。老百姓學習之后，就只能感受外界的美好，卻偏偏忘了自身的悲慘遭遇。就像陶淵明寫的田園詩一樣，總是那么美好，而現實生活卻非常悲慘。陶淵明要靠親朋好友接濟才能生存下去，最終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或者說是被餓死的。詩人寫的詩很美好，卻并不能反映現實的苦難。詩詞本身就是審美的，總是用美好的意象和意境來感染人，用美好的情感來影響人，卻偏偏脫離了真正的社會現實。詩詞是一種美學化的玩意兒，是文人士大夫們玩的東西，雖然來源于民間，到現在民間還有很多歌謠，但真正正統的詩詞是脫離民間的，是文學界的寵兒，也是令人費解的，并不是讓人一讀就懂的。詩詞成為文人士大夫們的玩物，會變得日漸精致化，講究內在的韻律和結構，卻偏偏忽略了現實生活的苦難，忽略了真實的現實生活，當然也就只是高高在上的一種精致的東西，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沒有什么用處，只能擺在顯眼的位置供人們欣賞。

作家不是詩人，要寫小說供人們閱讀。小說會采用虛構的筆法，會借古諷今，會借助動物性的語言來諷刺現實，當然就變得非常靈活。可是偏偏有一些小說作家失掉了社會責任感，并沒有發現社會矛盾，也沒有發現階級差距，沒有發現普通勞動者痛苦的根源，卻總是歌功頌德，或者寫一些玄幻、修真、犯罪之類的刺激性的東西，卻沒有真正貼近現實生活。那么作家就沒有不平則鳴，而只是把小說當成詩詞一樣的東西來玩弄，雖然貼近地氣，讓很多人能夠讀到，甚至很吸引人，但這樣的小說只是營造了一個虛幻的世界，并沒有和現實生活掛鉤。并不是閱讀量大的小說就一定是好的小說，而是人們都認為小說寫的真實，對現實生活有所反映，能夠對讀者有所幫助，還能流傳久遠，就算是好的小說。現在很多網絡小說靠資本推動，宣傳造勢，看似比較美好，實際上乏善可陳。真正的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應該能夠發現社會中的矛盾，寫出這種矛盾，就算是“不平則鳴”。倘若沒有社會責任感，那么作家即便看到不公平的事，也不會寫出來，而是會寫虛幻的那類網絡小說，用來賺取點擊率。其實就是把小說當成了賺錢的工具，當然也就沒有什么社會責任感了。作家的寫作會體現一定的思想傾向，也會體現一定的哲理，并非只是就事論事。作家往往會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卻發現這樣的理念有時候靠不住，因為在權力的脅迫下，在資本的收買下，所謂的公平公正只能是相對存在的，甚至是統治階級的公平公正，而被統治階級卻沒有公平公正可言。

發現了這樣的道理，就會知道所謂的公平公正只是一種謊言，而真正起內在作用的是權力和錢財。錢財可以購買權力，那么社會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個因素，就是錢財。當作家“不平則鳴”的時候，卻發現“鳴”了也不管用，就只能屈從于市場的需求，寫文章糊口，甚至要寫刺激人神經的低俗的東西，尋求致富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