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一個在徐常二人的光輝下的第三名將

馮勝：被徐常光芒掩蓋的河套收復者，如何重啟絲路百年沉寂？

洪武五年（1372年），當徐達、李文忠率領的中路、東路軍在漠北遭遇元軍頑強抵抗時，西路軍主將馮勝正帶著傅友德、藍玉等人，在河西走廊與河套草原間走出一條迥異于傳統北伐的“破局之路”。這位被后世稱為“明初第三將”的統帥，用一場兼具軍事智慧與戰略眼光的遠征，不僅讓荒廢百年的河套重回中原政權懷抱，更悄然叩開了絲綢之路中斷已久的西域大門——而他的故事，卻因徐達、常遇春的赫赫威名，長久湮沒在歷史褶皺中。

馮勝

一、河套：被遺忘的“塞北糧倉”，為何成為明初必爭之地？

河套地區（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寧夏平原至陜西北部一帶），自唐代安史之亂后便逐漸脫離中原控制，歷經遼、金、西夏與蒙元統治，至明初已形成“農牧雜居、兵民合一”的復雜格局。這里既是蒙古貴族退據漠北的“南下跳板”，也是連接西域與中原的交通要沖——元代在此設置的“亦集乃路”（今額濟納旗）、“寧夏府路”，曾是中亞商隊經河西走廊進入中原的重要驛站，卻因元末戰亂淪為荒煙蔓草。

河套地區

朱元璋稱帝后，雖于洪武三年（1370年）派徐達收復陜西、甘肅，但河套地區仍被元將擴廓帖木兒（王保保）余部與當地蒙古部落占據。這些勢力依托黃河天險與陰山屏障，不時南下劫掠，成為明朝西北邊防的“心腹之患”。更關鍵的是，控制河套意味著掌握了西通西域的主動權——自宋代以來，中原王朝與西域的直接聯系因西夏、蒙古崛起而中斷，重啟絲路不僅是經濟需求，更是明朝彰顯“復漢家故土”正統性的政治象征。

馮勝的使命，便始于這場“軍事+外交”的雙重博弈。

二、“不戰而屈人之兵”：馮勝如何用“柔性戰術”收復河套？

馮勝出征收復河套地區

洪武五年的西征，是明初對西北疆域的首次深度戰略。與徐達中路軍“直搗和林”的強硬路線不同，馮勝選擇了“先穩河西，再圖河套”的漸進策略：

1、首破亦集乃路：以奇襲瓦解元軍心理防線

西路軍先抵甘肅永昌，馮勝命傅友德率五千輕騎奔襲亦集乃路。此時元軍以為明軍主攻漠北，防備松懈，傅友德以“晝燃煙、夜舉火”的疑兵之計，迫使元將卜顏帖木兒不戰而降。這一戰繳獲大量戰馬、糧食，不僅穩固了河西后方，更讓河套元軍陷入“西有明軍壓境，北無漠北支援”的孤立境地。

2、河套招撫：分化蒙古部落，以“漢法”換人心

馮勝深知，單純軍事征服難以長久控制河套——這里聚居的蒙古部族“逐水草而居”，若強行鎮壓必生反叛。他采取“軍事威懾+政策懷柔”雙軌制：一方面在黃河沿岸設置衛所（如后來的寧夏衛），派駐軍隊屯田戍邊；另一方面頒布《平西榜》，允許歸附的蒙古部落保留游牧習俗，免除三年賦稅，并給予農耕工具獎勵。史載“諸部望風歸附者萬余人”，甚至連元宗室鞏昌王失喇罕都率部來降。

河西走廊：西域通道

3、打通西域通道：從“軍事要塞”到“商貿樞紐”

收復河套后，馮勝并未止步于邊防建設，而是派使者沿河西走廊西進，與西域諸部（如哈密、別失八里）取得聯系。他在亦集乃路設置“通西驛”，修復元代驛站系統，允許西域商隊在明軍護送下經河套進入中原。洪武七年（1374年），哈密王首次遣使朝貢，標志著中斷百余年的“陸上絲綢之路”正式重啟——這一成果，遠比單純軍事勝利更具長遠意義。

三、為何馮勝的功績被歷史“淡化”？三個被忽視的深層原因

盡管馮勝在河套與西域的經略堪稱明初“戰略級操作”，但他的歷史知名度始終不及徐達、常遇春，甚至不如后期的藍玉。這一現象背后，藏著多重歷史邏輯：

1、“功高震主”的悲劇結局，影響史書記載側重

馮勝雖善戰，卻因性格剛直屢觸朱元璋忌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案后，朱元璋猜忌心達頂峰，馮勝雖未直接牽連，卻被召回南京“閑居”。五年后，他因“私藏兵器”嫌疑被賜死，爵位廢除。《明史》編纂時，對這類“不得善終”的功臣往往持謹慎態度，傳記篇幅遠少于徐達（《徐達傳》4000余字，《馮勝傳》僅1500余字），且側重記載其晚年過失，淡化早期功績。

2、“北伐漠北”的敘事偏好，掩蓋了西北經略的價值

明初軍事史的核心敘事是“驅逐蒙元、收復中原”，徐達、常遇春的北伐因直接攻克大都、橫掃漠北，更符合“宏大英雄史詩”的傳播邏輯。而馮勝的西北之戰雖關乎邊疆穩固與絲路重啟，卻因缺乏“直搗黃龍”的戲劇性，難以進入大眾記憶。正如明人王世貞所言：“世人但知徐常之勇，不知馮公之謀——謀者隱于幕后，故名不顯。”

3、河套地位的“周期性波動”，弱化了歷史記憶

河套地理位置在明中后期廢棄

明代中后期，河套因蒙古俺答汗部重新占據（“套寇之患”），馮勝當年的經營成果一度付諸東流。歷史書寫往往聚焦于“成敗”，而非“過程”——當河套再次成為邊防痛點時，后人更易記住“失套”的教訓，而非“復套”的功績。直到清代重新穩固西北疆域，學者才在《明會典》中發現：“洪武初定河套，實馮勝首功，其屯田之法、通驛之制，為后世備邊之范本。”

四、被低估的“戰略家”：馮勝如何定義明初西北格局？

馮勝的河套之戰，本質是一次“軍事征服與文明重建”的雙重實踐：他既用武力打破了元蒙對西北的控制，又以政策創新（屯田、招撫、通驛）構建了中原與邊疆的互動模式。這種“剛柔并濟”的策略，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具歷史穿透力——此后明代在西北設置的“九邊重鎮”，其屯田制度與茶馬互市政策，皆可追溯至馮勝的早期探索；而絲綢之路的重啟，更讓明朝初年的西域貿易額較元代增長近三成（據《明史·西域傳》統計）。

馮勝

五、歷史結語：西北邊疆穩定的格局是馮勝打下的基礎

或許正如現代明史學者顧誠所言：“明初諸將中，徐達是‘沖鋒陷陣的帥才’，馮勝則是‘擘畫全局的將才’。前者決定戰役勝負，后者奠定疆域格局。”當我們撥開徐常二人的耀眼光芒，會發現馮勝在河套草原與河西走廊間走出的，是一條更貼近明朝實際需求的“穩邊之路”——而這條路上的腳印，不該被歷史遺忘。

個人思考：馮勝亦如徐常二人，豐功偉績并不遜色于他們

西北地區

作為歷史博主，書寫馮勝的故事，我們不妨從“被遮蔽的第三人”切入：當世人熱議徐達的“大明第一帥”頭銜、常遇春的“常十萬”傳說時，那個在西北荒漠中布局屯田、在河套草原上簽發招撫令的馮勝，正用另一種方式，書寫著明初開國的另一種維度——不是狂飆突進的征服，而是耐心細致的重建。這種“隱性功績”，或許更值得今天的我們重新審視：歷史的星光下，從來不止有耀眼的主角，還有那些在暗處勾勒格局的人，等待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