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給的膽子？日本右翼發出狂言：奪取中國核心資源，還要斷絕外交

2月8日，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在國會把“臺海有事”和“日本存亡危機”捆綁在一起，發出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信號。此話觸動中國政策開關，1月6日開始對日本兩用物項出口實行管制，稀土制品首當其沖，日本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程度達到六成以上，相關的供應很快就被切斷了。

高市不是一時的意氣用事，她繼承了安倍的路線，主張對華強硬，防衛費提高到GDP的2%，放松武器出口，甚至討論無核三原則。1月23日解散議會，只留下16天的競選時間；無黨派選民轉而支持自民黨，投票率為56.26%。日本的一些保守組織出面發動，反華情緒更濃了，這是戰后少有的大勝：自民黨單獨過三分之二，執政黨加上維新會合計352席。

選后右翼言論很快盛行，在社交平臺上各種極端觀點層出不窮：有人認為勝選代表中國“讓步”，要求無條件恢復物資供應、奪取資源控制權；主張用東海爭端施加壓力，把稀土當作軍備的重要資源；有人甚至提出驅逐中國大使、中斷官方往來、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解除軍事力量限制，甚至談及核武研發，“斷交”成為一種必要手段。

官方幾乎同時出動3900億日元預備費支持礦山開發、冶煉，直接針對對華“脫鉤”，但是短期內效果不明顯，日本還是要轉向澳大利亞、印尼去彌補。高市用安全政策作為情緒支點，增加預算、擴大自衛隊的任務范圍，把中國當作現實中的威脅；網絡上又翻出歷史上的爭端，鼓動在南海施加壓力，并提出單方面中斷溝通渠道來“防止經濟脅迫”。周邊國家持反對態度，日本國內也有抗議聲，但是右翼并沒有停止。

中國沒有陷入網絡戰，按照規則辦事，舊約執行，但是審查更加嚴格，出口需要證明民用屬性；買不起高價貨物的訂單被邊緣化。此次管制比2010年釣魚島爭端時期實行的“延遲通關”更加嚴格。在外部限制減弱之后，高市加快了右翼議程，使得再軍事化速度加快，區域緊張局勢更容易累積，中國敦促日本走上和平的道路，防止軍國主義復活。

技術現實更加殘酷，稀土并不稀缺，難在提取。中國可以穩定提供“六個九”的純度的產品，而日本海底的礦已經勘探出的最高品位只有0.7%。被吹捧的南鳥島項目位于6000米深海，難度和成本都很大，從地質、冶金、環保到供應鏈協同，壁壘不是口號可以跨越的。

高市計劃3月19日訪問美國商討防務投資，加強同盟，反對黨的席位大幅減少，修憲的阻力也隨之減弱。官邸高官表現出擁核的態度使社會感到震驚，前政要指責他破壞了戰后的秩序。經濟之痛開始向民生領域蔓延，汽車和醫療設備供應出現瓶頸，壓力在價格、交貨期、崗位調整等方面體現出來。

高市為政治推動者，自民黨和維新會在議程上起著載體的作用，右翼團體放大情緒，企業界承受壓力，媒體過濾話語。老問題又冒頭了，戰后的反思不夠深入，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軍國主義的影子被召喚出來。右傾有選票，但是要付出代價。把臺灣當作籌碼，是在觸碰清楚的紅線；把斷交當作解藥，忽視了貿易和技術的耦合；把“奪回資源”當作目標，忽略了提煉和環保的限制；把軍備擴張當作榮光，忽略了鄰國的警惕以及地區的脆弱穩定。

高市拒絕撤回涉臺言論，后果不只在國會，在港口、產線都有，應當按照安全邏輯去做，嚴格把關、恪守舊約、抬高門檻。選舉是權力的起點，而不是政策的終點，強硬是一種選擇，而不是萬能藥，安全與供應鏈的平衡不能被口號所掩蓋。修憲以及核問題觸及戰后底線，每次越過這條線都會付出現實代價，讓權力聽從現實，讓情緒繞過閥門，這才是前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