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1年，四川鄉下的某個教室里，粉筆灰還在飛舞，王化琴正帶著孩子們念書。
大門冷不丁被撞開，幾個公安干警闖了進來，沒多余的廢話，架起人就走。
旁邊圍觀的鄉親們，眼神里啥意思都有。
在那會兒，只要誰被貼上“軍統特務”的標簽，基本上就是一只腳踏進了鬼門關。
王化琴自個兒心里跟明鏡似的，那筆陳年舊賬，到底還是找上門了。
過堂審訊就像走過場，快得很。
罪名沒跑了：前國民黨軍統局特務，搞電報破譯的。
在那個剛翻身做主人的年月，頂著這頂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敵”。
照當時的規矩，等著她的就算不是立刻吃槍子兒，起碼也得把牢底坐穿。
可偏偏就在判決書快要蓋章的節骨眼上，一張薄得透光的信紙，愣是把她從閻王爺手里搶了回來。
遞交這張紙的，是她丈夫陸長明，當時哭得那叫一個慘。
而寫這封信的人，名字叫康乃爾。
這會兒的康乃爾，那可是新政府里的實權干部。
不少人覺得這事兒就是好人有好報。
話是這么說，可要是咱們把日歷往前翻，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看，你會發現，這哪是什么運氣，分明就是一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生死博弈。
這盤棋，早在十年前就開始落子了。
把時間倒回到抗戰那會兒的成都。
當年的王化琴，那可是風光無限。
家里有錢，又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一口氣能說英、法、俄、日四國話。
國民黨那邊把她當寶貝疙瘩，硬是拉進了體制內。
剛開始，她是奔著報效國家去的。
那時候的讀書人，路子不多，要么奔延安，要么投重慶。
她先是在閻錫山手底下當政治教官，后來又被調到軍統局，專門對付那些密密麻麻的電訊密碼。
這活兒，外人看著是進了“核心圈子”，可對王化琴來說，簡直就是受罪。
臺兒莊那一仗打得太慘，她看見了國軍前線士兵是真的拼命，可也看清了上面指揮爛到了根子上。
進了軍統這個大染缸，心里的火苗子更是滅了一大半。
每天睜眼閉眼，全是自家人算計自家人，要么就是對異己下死手。
也就正趕上這時候，老天爺給她出了道難題。
那天，王化琴跟往常一樣在辦公室忙活。
一份要抓人的名單遞到了桌子上。
這可是絕密任務，目標是把成都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會議給一鍋端了。
王化琴瞄了一眼名單，眼珠子差點掉下來。
那上面清清楚楚寫著三個字：康乃爾。
康乃爾是誰？
那是跟她光屁股一起長大的發小。
這下子，擺在王化琴面前的路其實就三條。
頭一條，照章辦事。
身為軍統的人，抓地下黨那是本分。
這么干，她自己安全，搞不好還能升官發財，但康乃爾這條命肯定沒了。
第二條，裝瞎。
也許別人能發現，也許這行動能黃。
但這純粹是賭命，萬一康乃爾被抓了，她這輩子良心都得受譴責。
第三條，通風報信。
但這第三條路，簡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軍統那幫人可是殺人不眨眼的，“通共”是死罪，“泄密”還得死。
再說了，她就在特務窩子里，四周全是眼線。
咋通知？
打電話？
肯定被監聽。
寫信？
黃花菜都涼了。
這就是個要命的死局：時間不夠，信息不通，一旦搞砸了就沒后悔藥吃。
王化琴腦子轉得飛快，沒幾分鐘就拿定了主意。
她選了一招最狠、但也最管用的——自殘。
“哎喲——！”
辦公室里猛地傳來一聲慘叫。
同事們回頭一瞅，只見王化琴滿嘴冒血，眉頭擰成個疙瘩捂著胸口，嘴里哼哼唧唧喊著“頭暈”。
這姑娘對自己也是下得去手，為了演得像，硬生生把舌頭給咬破了，一大口血噴出來，看著真挺嚇人。
這一出“苦肉計”，立馬讓辦公室亂成了一鍋粥。
特務們雖然心狠手辣，但看著一個嬌滴滴的女同事突然犯病，第一反應還是趕緊送醫院。
趁著大伙兒手忙腳亂，王化琴順順當當地出了那個連只蒼蠅都飛不進去的辦公大樓。
到了醫院大門口，她壓根沒進急診室，趁著看守不注意，轉身就跳上了一輛黃包車。
“去茶樓！
快點兒！”
十分鐘，真是跟閻王爺搶時間。
王化琴沖進康乃爾所在的茶樓包間，推開門的時候，氣兒都喘不勻，直接甩出了那個約定好的暗號：
“伯母病了！”
康乃爾腦子靈光，又是老江湖。
一聽這話，再瞅見王化琴嘴角的血跡和那一臉的驚慌，心里瞬間跟明鏡似的。
二話不說，也沒有半點猶豫，康乃爾帶著同志們腳底抹油，立馬撤。
就在他們前腳剛走，后腳一大幫便衣特務就把茶樓圍了個水泄不通。
王化琴躲在陰暗角落里，看著撲了個空的特務們，心跳得像敲鼓。
她知道，這一把她賭贏了，但也把自己推到了懸崖邊上。
大伙兒可能覺得，人救下來了，這事兒就算完了。
其實，真正的麻煩才剛開始。
軍統那幫人又不是吃干飯的。
行動撲了空，消息漏了底，傻子都知道出了內鬼。
所有的疑點都指向了王化琴。
那天她“突然犯病”，時間卡得太準了；她離開辦公樓的那會兒，正好就是情報泄露的時間。
王化琴成了頭號嫌疑人。
在那段日子里，她實際上已經成了個“透明人”，吃飯睡覺都有人盯著。
就在這時候，第二個轉折點來了。
這次做決定的，不是王化琴，而是負責查“內鬼”案的專案組頭頭，呂少將。
按理說，只要呂少將死磕下去，王化琴有一百條命也不夠丟的。
但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特有意思，它往往不是按規矩走的，而是被人情世故給絆住了腳。
呂少將跟王化琴的老爹王連山是舊相識。
在國民黨那個講究“老鄉、同學、宗親”的圈子里，這層關系能救命。
呂少將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啪啪響：要是坐實了王化琴通共，作為引薦人和世交，他自己能不能脫得了干系？
把一個富商的閨女送上刑場，對他有啥好處？
琢磨來琢磨去，呂少將選擇了“和稀泥”。
他利用手里的權力，把這事兒給壓了下去，最后定了個查無實據。
這看著像是王化琴命大，其實是國民黨內部爛透了的一個縮影——當人情面子比組織紀律還大的時候，這臺龐大的機器早就銹得轉不動了。
雖說撿回了一條命，但王化琴心里明白，這地方是龍潭虎穴，不能再待了。
1947年，她干了件大事：徹底不干了。
她辭了職，跑回瀘州老家，嫁給了同事陸長明，老老實實當起了教書匠。
她想用粉筆灰蓋住身上的火藥味，想就這么安安穩穩過日子。
可她忘了，歷史是有記性的。
1951年的審判庭上，王化琴面對的是生死關口。
就在這時候，康乃爾的那封信，成了救命稻草。
這里頭有個細節特別有意思：這封信，不是康乃爾聽說王化琴被抓了才急忙寫的，而是早在好幾年前，康乃爾脫險后沒多久就寫好交給王化琴兩口子收著的。
這就看出來康乃爾是個有遠見的革命者。
他太清楚王化琴這個身份以后會是個啥麻煩。
他也知道，革命勝利后，算總賬是免不了的。
王化琴救了他一命，這恩情不能光嘴上說說，必須得變成一張實實在在的“護身符”。
他在信里把那天茶樓里的驚險一幕寫得清清楚楚，證明王化琴雖然身在曹營，但心是向著光明的，是給革命立過大功的。
當這封信交到昭化縣縣長胡謙手里的時候，事情徹底反轉了。
胡謙把信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
在這個要命的時刻，如果是一般人求情，那肯定不好使。
但這可是黨內干部的書面證詞，證明的是實打實的革命行動。
這就把王化琴從“反動特務”的那一堆里，拉到了“起義人員”或者“有功人員”的邊兒上。
最后，胡謙拍了板：死刑免了。
死罪饒了，活罪難逃。
王化琴被判了管制，后來變成了軟禁監控，這一管，就是整整三十年。
但這已經是那個年代能給出的最好結果了。
畢竟，人還活著。
1985年，71歲的王化琴安安靜靜地走了。
在人生最后的幾年里，隨著政策落實，她又回到了講臺上，教書育人。
回頭看王化琴這一輩子，你會發現這其實就是個關于“下注”的故事。
只不過，她押的不是錢，是良心。
在軍統最黑的時候，她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押注了人性里的那點善。
她咬破舌頭的那一刻，其實是在給自己的靈魂贖身。
而康乃爾留下的那封信，就是對這份良心投資連本帶利的回報。
要是當年王化琴選擇了明哲保身，哪怕她后來躲過了戰亂，也絕對躲不過建國后的清算。
因為沒了那次救人，她就是一個徹頭徹尾、沒有任何立功表現的特務。
老天爺是公平的。
所有的狠勁兒，所有的善念，所有的算計和孤勇，最后都會在時間的長河里，給出一個公道的價碼。
王化琴用半口血，換回來一條命。
這筆買賣，做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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